李盛铎（1859—1937），字椒微，号木斋，江西德化（今江西九江）人，出身书香世家，光绪十五年（1889年）榜眼，清末官至山西提法使、山西布政使。他不仅是近现代史上颇负盛名的藏书家，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也很活跃。甲午后督办军务处成立，李任提调，为荣禄所倚重。戊戌年康、梁在北京开保国会，李盛铎曾参与策划，后因荣禄、徐桐告诫，在开会前“临阵脱逃”，不久又疏远康、梁，弹劾保国会以求自保，故后世多据此视李为“投机者”，或将其归之守旧营垒，视为后党。但近年已有学者提出不同看法。[1]其实，抛开他与权贵的关系不谈，甲午前后李盛铎为士人中比较趋新的人物，这种看法大体公允。
当时江西京官中李盛铎与文廷式（号芸阁）、陈炽（字次亮）气味相投，在京城士人中有“江西三子”之目。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秋北京设立强学会，陈炽、文廷式各有“正董”、“副董”之名，他们与康、梁相呼应，皆为变法活动之骨干人士。李盛铎因是年四月即告假南下，故未参加强学会活动，但就其思想倾向而言，仍属于维新一流无疑。在维新思潮蓬勃兴起的背景下，稍后他与陈炽、梁启超谋划开办《公论报》的活动便是有力的说明。
光绪二十二年底，上海《时务报》刚创办不久，主持者梁启超、汪康年便于士林中声名大震，各方人士争相结交，引为同道。李盛铎与梁启超商议合办《公论报》的计划正在此时。从种种迹象判断，此事当与陈炽从中介绍有关，因为迄今尚未找到此前梁、李已有交往的证据，而陈炽一直与康、梁往还密切，在这次办报合作中，一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比如有些书信是梁启超写给陈炽的，再由陈交给李氏的，详见下文）。
关于创办《公论报》的情况，上海图书馆所藏汪康年师友书札中有零星反映，以往研究中也曾有提及，但只言片语，仍不足厘清事情原委。[2]现据李盛铎存札中梁氏书信，参诸汪康年师友书札中的各家信函，可理出其大致脉络。
事情的起因应是汪康年一直希望创办一份日报。还在光绪二十二年夏开始筹办《时务报》之时，汪便主张办日报，立志与王韬的《循环日报》“争长短”。而黄遵宪、梁启超则主张办旬报，经反复讨论，《时务报》终以旬报面世，[3]但汪氏始终没有放弃办日报的念头。是年九月，正在广东的梁启超接到汪康年的来信，其中谈到办日报之事，梁在十月十一日（11月15日）的回信中称：
有人欲开日报，此事甚善。兄所论甚当，弟为总主笔，孺博、兰生为主笔，事属可行。探访商务，记载近事，如此正合吾辈之意。穰兄胸中无数古董、今董可以尽搬入此间，一大快事也。又，弟前有一议，谓日报宜分张别行。大率纪时务者为一张，纪新闻者为一张，纪商务者为一张，可以分购，可以合购。如是则可以尽夺申沪各报之利权，惟登告白，颇费商量耳。若渠有成议，亦可以此意告之。[4]
此函说明有人欲开日报，且强调“探访商务，记载近事”。汪康年设想日报由梁启超为总主笔，麦孟华（孺博）、项藻馨（兰生）为主笔。当时《时务报》以政论评议为主，故梁建议新办日报应为综合性报纸，且时务、新闻、商务三项宜“分张别行”。十月二十一日（11月25日）梁启超信中又问“沪之日报近如何？彼有成议否？极念”。[5]十一月初四日（12月8日）梁再次致函汪氏：
前书所言，望觅法文报馆欲开日报之事，顷复如何？甚念。顷弟准拟月半返沪，搭龙门火船，决不愆期矣。即与孺博偕行，祈即与该报馆定议可也。弟所拟日报分张零售之说，自谓极善可行，顷澳报亦拟第一日报即用此法，可与该报馆商言之。[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