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云（按，即许宝芬，字寄云）往张相宅，余拟明日往吊。余于南皮颇无缘，在鄂多年未尝一谒，中间在江宁、在京皆未谒见，洎至南皮入都亦仅照例投刺，至前年考军机时南皮见余卷大赏识，谓人曰“写作俱佳，数小时中能作箴铭体尤难”，及至传到班后，仅于直庐中旅见，未曾私谒。前奉母讳后，南皮与司直（王孝绳，号司直，王仁堪之子）谈及余，又大赞美，并谓“当其到班时，人皆以项城赏识，认为项城私人，实不知乃我所取”，又谓“所作极得体要，小军机向以浙人为著，岂其有秘授耶？”因电召寄云及余欲以铁路事相委，而余自汉北来，初在百日假内，继因左楼（许宝蘅夫人刘氏，号左楼）病以至于殁，迄未出门，今余事已毕，而公又骑箕去矣，虽未受其恩惠，实有知己之感。[7]
许氏的这段道白意在说明张之洞对他的青睐，完全是对其才干的赏识，同时也透露出袁世凯对他非同一般的信任，否则张不会有“项城私人”一说。窥其原因，或因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二十三日军机章京复试时，张之洞没有参加，许宝蘅再获第一，与袁氏赞赏相关。至少，许宝蘅文笔优长，不止让张欣赏不已，袁世凯也很看重。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十二日（1908年8月8日），袁世凯曾交给许氏一项重要的任务：“以宪法纲要说帖稿嘱改。”当时立宪问题成为朝野上下最为关注的问题，袁世凯将说帖交由许宝蘅修改，说明他对这位秘书的高度认可。许宝蘅根据项城原稿，将首段略加删改。他在日记中抄录了这段文字：
方今天下大势，弱肉强食。对于国外则有强权而无公理，对于国内则尚立宪而绌专制。专制之国，君民分隔，故力散而势弱；立宪之国，上下一心，故力聚而势强。盖立宪政体处常则君民共守其法制，处变则君民共任其艰难，至其要义所在，惟使人民与闻政事。既许人民与闻政事，则凡有政事之内容，无不明白透彻，自无疑虑，即可使之担负责任。我国今日外则列强环伺，狡焉思逞，内则民气嚣张，匪党构煽，尤非此不足弥患而御侮，惟人民与闻政事，亦不可不立范围，此议院之制所由起也。议院法规必须详密，权限必须分明，始能有利而无害。东西各国如英、法、德、日无论已，即专恣一如俄罗斯，顽固如土耳其，如波斯，近皆迫于外患，亦先后颁宪法、设议院。可见处今之世，如欲保其疆土，全其种类，诚舍立宪别无善策，然非设立议院亦无从实行立宪。我之宣布立宪已历两年，而应行事项尚未实行，近日中外之请开国会者责言日至，不知议院由宪法而生，非宪法由议院而出。开设议院年限固宜预定，而所有应筹备各事，尤当先期举办，以立完全宪法之本。倘或不慎，势成燎原，再图补救之方，而所损已多矣。盖宪法本有钦定、民定之别，定自上而朝廷主持其势顺，定自下而人民迫胁其势逆，逆顺之别即治乱之机，尤不可不慎者也。[8]
这段文字是袁世凯说帖提纲挈领的概括性文字，整个文字紧凑清晰，说理透彻，措辞平实。七月十八日（8月14日）该说帖并“九年之内应办各事年表”一同递上。可惜笔者未能查到该说帖原文，而清廷于八月初一日（8月27日）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9]似与该说帖有关。大约许氏也视为得意文字，故全文抄录在日记中。
日记中还有一条重要而有趣的记载。光绪三十四年七月初一日（7月28日）记：“入直，万寿期，内外省折件或先期赶到或后期到，故班上无事，各部院亦仅以例事入奏，八时三刻即退直，见二班交班条云：袁堂令查检二十四年（1898年）两广总督送来查得康有为等书件，南皮令检二十六年（1900年）湖北办唐才常等折件，不知何意。”[10]在立宪活动紧锣密鼓之际，袁、张令军机章京检查康案和唐才常案的旧档，原因何在，许宝蘅当时就存疑问，今人当然更是难知其详了。这有待于将来其他文献的发现，或可解开这个不解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