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诸前人的研究，学界对王照投案后报纸舆论界的各种反应明显关注不够。其实，案发后，沪、津等地的报纸进行了不少报道，内容涉及王照是否有罪，他与康、梁的真实关系，以及入狱后各界的关注等情况，有些细节或不尽准确，却反映出时人观察王照事件的不同视角和立场。
《警钟日报》是革命党人在“苏报案”后于上海创办的报纸。王照案发生后，《字林西报》据北京来电报道称，“有位颇有学问有名誉之人被逮，判以永远监禁，且云恐再有沈荩之事”。警钟社得此消息，三月十五日发表评论，抨击清廷处置失当。文章说：“吾诚不知政府是何心肺？当外人跳梁、百难交作之时，而日以拘捕株连为事，某君（按，指王照）是否康党尚不可知，即确为康党，有何得罪而复陷以重辟耶？沈荩之惨死，各国清议沸腾，谓政府将复兴庚子之事，政府不洗心革面，乃欲为此诧异之举，以自实其情事耶？即政府欲搜尽天下党人，为莫予之举，而独于一二贫弱书生尽情以治之，其计亦诚太拙。”[22]该报从一开始即将沈荩案与王照案相联系，旨在抨击清廷对党人的迫害，政治立场极为鲜明。
三月十九日，《申报》报道说：“京师访事人云：革员王照前因误伍康、梁，避迹东瀛，迄今数载，近忽潜回内地。三月初旬某日，谒那琴轩尚书，未获接见，旋自赴外务部守候，堂官入署时拦舆自首。初九日经外务部押送刑部，下之于狱，至王如何供诉，刑部如何复奏，尚未得悉情形也。”[23]从报道看，记者并不知道王照庚子年就潜回京津的情况。几天后，《申报》发表社论，对王照戊戌后的活动做出了评判。社论说：“尝闻东人士之言，谓王照只身东来，孤立无助，不得已依附于梁，而又为梁所倾轧，艰难困苦几至不能安居，乃于庚子之秋言旋故国。是王虽始为梁之党，而后已非梁之党矣。且其居心亦与梁迥异，故王不可与梁同年而语，而其末路之知非悔过，亦当为世人所共谅也。”本来王与梁一同乘船逃到日本，这里说他“只身东来”，当系不知实情。不过，笔锋一转，作者又表示对王照投案“不解其居心”。认为王照东归后，本应“销声匿迹，隐遁林泉，种菜灌园，何适不可”？“天下事本不足问而亦不必问，更何暇问及于是非，辇毂缁尘，尚何足浼？何王竟计不出此而常伏处于京师，且屡乞怜于当道之门，求为设法，卒之欲脱隐匿逃人之列，而反受永远监禁之条？鄙哉！王照乎，前日之罪，吾固当为之原，而晚节之玷，则吾实不能为之讳也。”[24]显然，作者认为王照不能寄情山林，还有乞怜当道之心，有晚节之玷，对此深感惋惜。
三月二十一日，上海的《新闻报》也以《京卿被拿详情》为题，报道了事情原委：
北京十四日函云：王小航京卿照戊戌政变后剪发易服避居日本，庚子秋随日兵来华，在天津之民立学堂伏处数月，蓄发去须，议论宗旨一变其旧，殆合肥来京，即上书求开复，合肥婉谢之。嗣是遂留居京师，创官话拼音字母，设学舍于东华门外，专教官话字母，今春改名王璞，以字母拼法呈袁宫保，蒙批交学校司推行，于是益自喜，望开复愈切。月初又上书提督衙门乞代奏上。太后询其来历，大怒，即谕步军统领严拿。次日，王又谒那尚书于私宅，那令阍人问其来意，系为公事，抑为私事，王答以公事，那云既为公事，可至衙门相见，王果往，遂逮送刑部，盖三月初十日未刻也。次日即奉永远监禁之旨。王籍顺天之宁河县，其父某，殉寇难，故其兄煦以骑都尉选补卢沟桥守备，庚子之乱，拳党以其为王照之兄也，捕而戮之；其弟倬官礼部主事，亦几不免。其实，彼昆季素不相能，三人者俨然敌国，而其兄竟被波及，今王照亦自投罗网，倬之仅存也危矣。[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