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事上看，面对缺兵这一棘手问题，咸丰帝允许地方自行招兵买马，结果曾国藩撇开旧体制另起炉灶，借举办团练之名创立湘军。湘军以湘乡子弟为班底，地域化、私人化色彩甚浓，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打破了兵权归中央执掌的世兵制度，开晚清兵为将有现象之先例。攻陷天京前夕，曾国藩在致朋僚信函中，多次谈及自己身处舆论旋涡之困窘，称“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鄙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又谓“两接户部复奏之疏，皆疑弟广揽利权，词意颇相煎迫。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而国、害于而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表示“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避贤者路”。[17]攻克天京后，曾国藩主动提出裁军，除湘军越发难以统驭的因素外，主要是为了消除清廷疑忌，作韬晦之计以求自保。
从财政上看，面对缺饷这一棘手问题，咸丰帝允许地方自筹军饷。作为六部之首的户部，其权力在战时大为削弱。曾国藩分析说：“我清之制，一省岁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18]各省督抚纷纷开征厘金，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现象，造成清廷财权下移。据估算，从咸丰三年（1853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全国厘金平均岁入一千万两白银，合计1.1亿两。[19]但由于清廷被迫放权，厘金成为归各省督抚自行掌控的合法、可观的财源——厘金所入不用上交户部；税率多少、如何征、怎样调拨使用也不归户部过问，而是每省各自为政。
从人事上看，到咸丰末年，湘军将帅及两湖官绅凭借战功和政绩，纷纷出任督抚。汉人督抚不仅人数增加，彼此呼吸相通，而且手握兵权、财权，在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项上的进言权与影响力也相应增加。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标志着汉族地方势力迅速崛起，打破了满族贵胄牢牢把持权力的旧格局。
上述三大变化，严重削弱了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在权力架构上形成内轻外重态势，使清政府潜伏着巨大变数。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数省督抚抗命中央，与西方列强搞“东南互保”，便是一个例证。
总之，曾国藩等人挽救了清政府，同时又给清政府埋下隐患。江山社稷保住了，但危机依然存在，导致危机的社会根源并没有触动。尽管曾国藩等人百般维持，包括发起以“自强”“求富”相标榜的洋务运动，但终究无法也无意从旧体制中突围，无力真正使清朝走向“中兴”。而曾国藩本人也锐气大减，感到心力交瘁。
同治六年（1867年）夏，曾国藩与赵烈文某日秉烛夜话，谈到京城乱象环生，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无裤。曾氏不免忧心忡忡，问：“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答：“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氏怆然表示，“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20]孰料赵烈文所言竟一语成谶。44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皇室被迫将权力移交给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清朝统治顷刻间分崩离析。以“洪秀全第二”自励的孙中山先生领导一个全新的运动，结束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亲手缔造了民国。
原题《“同治中兴”背后的危机》，收入笔者散文集《家国山河》。兹据原稿对内容做了增删，补加了注释。
[1] 曾国藩：《加官文片》，《曾国藩全集》第22册《书信》（二），847页。
[2] 曾国藩：《复官文》，《曾国藩全集》第22册《书信》（二），9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