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发掘人才，不单为组建湘军，还着眼全局，欲借此“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这原本是朝廷的事，但咸丰帝玩不转。曾国藩知难而进，欲在地方上推动。
关于如何引出一班正人，曾国藩概括为四事八字：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曾国藩十分重视罗致人才，已见前述。他求贤若渴，同时又用人审慎。凡各方举荐之人，一概予以礼遇，先给薪水，“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并事先提出“如假包换”，对不堪任用者予以淘汰。为体现用人公道，曾国藩注意避免任人唯亲。咸丰三年（1853年）冬，他对骆秉章就桂东之役保举四五十人提出异议，并举好友罗泽南、门生陶寿玉为例，指出二人此役无功而获保举，有失平允。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又婉拒胡林翼提拔其胞弟曾贞干（原名曾国葆），表示“舍季弟于军事阅历太少，决不可当统领，若随好手之后打得四五仗，或可渐渐造就，敬求收回前命”。
为做到知人善任，曾国藩留意观察下属，且看人识人眼光老辣。譬如，他认为李元度“忠勇内蕴，迈往无前，惟猛进有余，好谋不足”，“擅长过人之处极多，……而短处则患在无知人之明”；张运兰“有坚韧之操，而非将多之才”；鲍超“其才似宜将少，不宜过多”；李续宜“敦厚精细，善于用兵，爱民之心尤切”；朱品隆“打仗能出则向前、入则殿后，此一端已有可为统领之质；又有血性而不忘本，有诚意而不扰民。若加意培养磨炼，将来或可成大器也”；唐景皋“长处在肯任事，精力过人，短处在自炫”。基于这种判断，曾国藩用人注意扬长避短。例如，咸丰三年十月，他拟派王錱率兵援鄂，为此致函其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指出王錱“驭士有方，血性耿耿”，“惟近日气邻盈溢，语涉夸大”，建议用其所长，察其不逮。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督师江西时，曾国藩亦表示，“此次用兵，责成各统领各用其所长而尽之”。
曾国藩重视栽培人才。他把幕府作为勤教的一个平台，通过具体办事、约谈、闲暇时纵论古今等方式言传身教，甚至亲自出题对幕僚定期进行课试，使幕僚在潜移默化中开阔视野，丰富学识。一旦条件与时机成熟，便保举幕僚出去任事，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并以通信等方式继续予以鞭策与指点。李鸿章的成长过程便是一例。
为了让幕僚按规矩办事，曾国藩注意严绳。用他自己的话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出于约束部将、整肃军纪的考虑，曾国藩定下“劝诫营官四条”，一曰禁骚扰以安民，二曰禁烟赌以儆惰，三曰勤训练以御寇，四曰尚廉俭以服众。他表示，“军事有骄气、惰气，皆败气也”，“久骄而不败者容或有之，久惰则立见败亡矣，故欲保军士常新之气，必自戒烟赌始”。部将鲍超屡建战功，曾国藩及时提醒他说：“务宜敬以持躬，恕以待人。敬则小心翼翼，事无巨细皆不敢忽；恕则凡事留余地以处人，功不独居，过不推诿。”
曾国藩用新人、树新风的努力，得到胡林翼在湖北、左宗棠在湖南的呼应。
咸丰六年（1856年）经激烈拉锯战收复湖北全境后，全省官缺久悬的州县多达30余，人心散乱。如何收拾残局？胡林翼认为，吏治之不修，兵祸之所由起也；救天下之急症莫如选将，治天下之真病莫如察吏；兵事如治标，吏事如治本。他就此奏陈说，州县之所谓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今日之所谓小贼即异日之大贼；厝火积薪更切隐忧，必应严禁官场应酬陋习，与群吏更始，崇尚敦朴，屏退浮华，行之数年，或可改观。[6]
为整饬吏治，胡林翼坚决斥革玩泄贪饕官员，同时广为搜求人才，认为“吏治本无不传之秘，用人行政为大”，“古今无不平之贼，而先在求平贼之人”[7]。他大胆起用新人，选人首重操守。在他延纳扶植的人才中，包括后来成为封疆大吏的罗遵殿、严树森、阎敬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