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流亡生活是洪仁玕人生的一大转折点。一是地点变了。以前主要生活在本村和邻县，如今生活在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环境：在上海租界生活半年，在香港前后居住四年多。二是接触人群变了。以前主要与亲友、熟人交往，生活在华人圈子，如今主要与西方传教士打交道，生活在洋人圈子。在日后撰写的《资政新篇》中，洪仁玕逐一罗列各邦与他“相善”之洋人的名字，共提到23人，除英国驻华外交官“米士”（，一译“密迪乐”）、“威大人”（，即“威妥玛”）外，其余21人均为西教士。三是身份变了。他正式受洗入教，并在教会供职，接受系统正规的基督教训练，成为一名较为纯正的基督徒。四是心智变了。通过栖身教会，洪仁玕接触到基督教之外的其他西学领域，耳濡目染了英国在香港移植和建立的近代文明，目睹了香港的变化和发展，并与香港的华人精英多有接触。这一切对洪仁玕触动很大，使他的内心世界在潜移默化中发生变化，成为一名热衷西学、讲求时务的早期新型知识分子。就连生活习惯也有所改变：他接受了西餐，喜饮葡萄酒。投奔天京后仍如此，尤其是在招待来访的外国人时。
洪仁玕在香港过着平静、安逸、体面的生活，远离内地的动**与厮杀。不过，他始终没有打消投效太平天国的念头，不甘寄人篱下。他后来表白说，自己到香港，“本为避祸隐身，并用意在夷人风土，并不为名利计”。1858年春，洪仁玕只身北上，历时11个月、辗转数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如愿来到天京。月余后，被封为开朝精忠军师干王，总理朝纲，时年38岁。
从一名流亡的基督徒骤然官居太平天国总理大臣，这是洪仁玕人生的又一大转折点。洪仁玕很想有一番作为，受封当月便向洪秀全条陈《资政新篇》，具体阐述了自己的新政思想。该文献8600字左右（不计所附《兵要四则》），言简意赅，富有时代气息。其思想之先进，见解之深刻，言词之恳切，今日读来，仍不免令人感触不已。
首先，该文献摒弃陈腐不堪的天朝上国观念，对当时的中西格局有着清醒认识。意识不到落后，也就没有奋起直追的变革动力。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并没有从战败中警醒，积极求变，而是无视危机和挑战，继续用传统的夷夏观念来看待中外关系，以致在文恬武嬉的疲玩泄沓局面中白白丧失十余年光阴。西方列强急于扩大在华权益，在通过外交途径交涉未果后，悍然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直至侵占京师、火烧圆明园。清政府被迫接受城下之盟。主持议和的奕在分析英法坚持公使驻京的原因时说，“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不愿以属国自居”。北京崇文门外有位民人见英法联军走过，拍手大笑曰“鬼子来也”，竟遭毒打，伤重垂毙。赘漫野叟《庚申夷氛纪略》特别提到和约中不许称洋人为“夷”一款，认为“不可不知”，并列举此例，表示“强梁至此，可不避其忌讳耶”。朝野至此方才意识到，不能沿用旧观念与洋人打交道。而《资政新篇》早就明确指出这一点。该文献特意介绍世界大势，强调旧的夷夏格局早已不复存在，欧美列强的国力远在中国之上，就连东邻日本“将来亦必出于巧焉”；提出了新的国际观念，主张国与国以信义相示，彼此平等往来，不可妄自尊大轻侮对方，以免引起无谓的争执和祸端。与清政府因为再次战败才被迫改变观念相比，洪仁玕的这种认识源于自己的理性思考，是主动产生的。这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