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救援桂林，乌兰泰在交战中负伤，不治身亡。赛尚阿滞留阳朔不前。巡抚邹鸣鹤奏陈军情紧急宜相机行事，获准与向荣就近决断战守诸事，使赛尚阿成为名副其实的看客。太平军撤离桂林后，邹鸣鹤借口防其回窜，留向荣统重兵守城。赛尚阿借机泄恨，说邹鸣鹤、向荣掣肘难驭，参劾邹氏“不能筹顾大局，专以目前自卫”，指责向荣托病拒绝领兵追击。咸丰帝阅奏后，怒斥邹鸣鹤“力小任重，怯容可掬”，向荣“身受厚恩，不知感奋，天良丧尽”，认为赛尚阿“手太软”[31]。
徐广缙上任后，也忍不住一再诉苦，说自己素乏威望，“诸将毫无凛畏，运掉（棹）不灵，束手无策”[32]。
除军营恶习外，地方大吏之间还抱有畛域之见。
徐广缙身为两广总督，起始就对广西战事作壁上观，理由是广东同样烽烟四起，自顾不暇。太平军逼近湖南，湖广总督程矞采为此叫苦不迭，认为“不得因壤地攸分，遂置妖氛于不顾，为丛驱雀。贼皆自粤而来，不得以窜入湖南为了事”[33]，并抱怨粤西兵勇“每遇贼踪窜至，率皆尾追，从不敢迎头堵剿”[34]。武昌失陷后，咸丰帝连封三位钦差大臣，其弊端显而易见，当时便有人进言，认为“一国三公，事权不一”，“牵掣推诿，在在可虞”[35]。陆建瀛临阵逃回江宁，江苏巡抚杨文定托词从江宁脱身，同样是只求自保、不顾大局的体现。相比之下，太平天国核心层能够做到和衷共济，就连清方也不得不承认：“夫首逆数人起自草莽结盟，寝食必俱，情同骨肉，且有事聚商于一室，得计便行，机警迅速，故能成燎原之势。”[36]
为镇压太平军，清政府在两年多时间里，走马灯似的调换钦差大臣，调动十余省军队，耗费饷银两千余万两，但由于吏治腐败，统治机器失灵，战局却愈益恶化。咸丰帝在位11年，始终坐在火山口上，内忧外患不断，直至在羞愧惊惧中撒手人寰。
官场乱，社会必乱。社会大乱，外强中干的官府无法稳住局面，局部危机必然蔓延为全国性危机。咸丰朝初期战事正说明了这一点。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6年第5期摘登。
[1] 《向荣奏复十八日进兵获胜及现筹堵剿情形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4册，258页。
[2] 大学士耆英奏折也谈及君子小人之辨，有“用得其当，小人亦能济事”等语，遭咸丰帝申饬，认为其“持论过偏”，属“率意敷陈”。
[3] 曾国藩：《应诏陈言疏》，《曾国藩全集》第1册《奏稿》（一），7页。
[4] 曾国藩：《复胡大任》，《曾国藩全集》第21册《书信》（一），76页。
[5] 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4册，5页。按：所谓“不敢出兵”，指会党武装逼近柳州府城时，闵氏在城内按兵不出一月有余。
[6] 《天兄圣旨》卷2，王庆成编注：《天父天兄圣旨》，77页。
[7] 《郑祖琛等奏报前任云南提督张必禄病故及剿办桂平等处会众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104页。
[8] 《李星沅等奏报桂平金田大股会众抗拒官兵亟筹攻剿并请简提镇大员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131～132页。
[9] 《赛尚阿等奏报会众突入永安追兵继至已击败围困等情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284页。
[10] 《赛尚阿等奏复遵查广西未有李丹朱九涛等人并报洪秀全等及剿办东西两省各股情形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408页。
[11] 《陈坛奏请将洪大全就地正法以符国体片》，《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3册，134页。按：此事当时引得舆论大哗，半窝居士《粤寇起事记实》指出，“斯事凭空拮构，粤中人人嗤笑”；龙启瑞《浣月山房诗集》也持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