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有感而发，认为时下最紧迫的问题是缺少忠义血性之人。他对官场不讲廉耻、逆向淘汰现象感到愤懑难抑，叹曰：“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28]
咸丰帝有心起用新人，但他即位时广西已烽烟四起，且自身魄力不够，故而选人用人的余地很有限，只能以道光朝旧班底为主干来应对危机，无法改变人才匮乏、官员队伍严重老化的现状。
郑祖琛道光末年出任广西巡抚时，已年近七旬，且患有咯血症。以如此老弱之身应对如火如荼之民变，必然力不从心。广西藩司张云藻久病，不在任上，更加重了郑氏负担。
在两年多时间里，咸丰帝为镇压广西天地会特别是随后兴起的太平军，先后任命九个钦差大臣，依次为林则徐、李星沅、周天爵、赛尚阿、徐广缙、陆建瀛、琦善、向荣、祥厚。其中，周天爵暂署钦差大臣仅6天；祥厚因江宁被围，未接到谕旨，城破后殒命。从资历、能力上讲，这九人都是一时之选，且大多有主持平“乱”的经历，但总体上年老体衰。祥厚生年不详，其余八人平均年龄接近63岁，其中周天爵79岁，林则徐、徐广缙均为65岁，最小的李星沅也已54岁。虽有一些年富力强的官员随营候遣，如姚莹、严正基、江忠源，但毕竟资历尚浅，不能独当一面。
军中将领也存在老龄化问题。向荣赴广西参战时已60岁。副都统达洪阿年过六旬，因受暑感冒和疝气发作，入桂仅两月便调回休养。湖北提督博勒恭武驻守岳州城，已是76岁高龄。
金田起义时，洪秀全37岁，杨秀清28岁，萧朝贵约29岁，冯云山36岁，韦昌辉25岁，石达开20岁，平均年龄约为29岁。冯云山在桂湘边境蓑衣渡阵亡；萧朝贵被太平天国官书誉为“冲锋第一”，在指挥攻打长沙时阵亡。两相比较，在先后主持广西军务的四位钦差大臣中，林则徐、李星沅均以在籍养病之身被起用，林则徐死在赴任途中，李星沅到任数月在军营病逝；79岁的周天爵以休致之身被起用，敢于任事，后因将帅失和被解职；赛尚阿履职后，一再玩误。一边是青壮年，一边是老人，精气神迥然不同，在求胜欲望和意志力上更有霄壤之别。
官员老龄化，其负面影响显而易见：一是体力不济，难以适应戎马倥偬的环境，况且广西山地多、湿气重。二是锐气不足，迟暮之年被推到风口浪尖，大多只求自保。三是官气重，倚老卖老，容易偾事。
内部不能和衷共济，是清军一再受挫，导致战火蔓延的又一重要原因。
围绕如何镇压太平军，清军将帅起始就意见不一。李星沅坐镇柳州，调集兵勇万余人围剿，欲速战速决。周天爵瞧不上李星沅，认为他“全不知兵”，“视事太轻，调兵太少”。向荣也认为不可大题小做，应再调二三万兵力。武宣三里圩之战后，李星沅将战败归咎于周天爵、向荣在前线督剿不力，并萌生退意，奏请另派大员督办广西军务。周天爵听信向荣之言，脚踹贵州镇远镇总兵秦定三，斥其拥兵不前。向荣所部为湖南兵，请功时多保本营之将，“视滇、黔兵蔑如”，此刻又诿过他人，故嫌隙益深；“诸将不能治兵，互相仇怨；将既不和，兵愈解体”[29]。
赛尚阿抵桂林主持军务后，内部摩擦仍在延续。向荣在官村之战遭遇惨败，抱怨乌兰泰策应不力，从此称病怠战。攻打永安时，向荣主张“纵而掩之”，乌兰泰提出“围而击之”，彼此各不相下。此外，兵、勇、练积不相能。这些都削弱了清军战斗力。咸丰帝下诏怒斥道：“以后如不能迅速攻剿，徒延时日，朕惟赛尚阿是问。若或防堵不周，致贼匪溃窜、再扰他处，或城已攻破，诸将不和，争功忌能，致逆焰复张，朕惟乌兰泰、向荣是问。”[30]但这并没有收到效果，战火又蔓延到省会桂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