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缺乏最起码的信用，大钱、钞票在市面上难以流通。在苏南常昭一带，“乡间当十钱私禁不用，县中一九搭货价九五申，省中仍二八搭货价八六申，尚不能通畅。肩挑荷贩者即口语云‘新咸丰不要’”[7]。在北方，当十大钱出京师即不可用，日益贬值。及至当百以上大钱面世后，其面值更是**。
通货膨胀、百物腾贵使民众深受其害。农户按规定搭大钱、纸币完纳地丁钱粮往往遭拒，负担骤然加重，生计困顿。因担心收取大钱不能使用，商贩裹足不前，城中铺户大多歇业，商贸萧条。总的来说，“自行使大钱，而贫民之流为乞丐者不少，乞丐之至于倒毙者益多”[8]。官兵也同受其累。咸丰四年（1854年）秋，在京以四品京堂候补的吴式芬诉苦说：“惟米珠薪桂，更倍于前，居大不易。贱眷安顿山东，不拟来京矣。……大钱不能畅行，以致食物日贵。农部议以制钱与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五种钱，每千文各二成配用，亦迄不知能遵用否。旗民生计维艰，可为深虑。”[9]扬州江北大营兵勇因兵饷搭放大钱而哗然拒领，清廷担心激变，只得下令取消搭放。另一方面，钱商、当商借通货膨胀投机牟利；一些官吏在课税时故意刁难，拒绝按例搭收大钱和钞票，然后再到市面上低价收购大钱和钞票搭解藩库或部库，从中赚取差价，同样大发横财。
咸丰朝滥发钱币，还使原本难以维持的制钱制度更加脆弱。无数制钱因充作改铸大钱的铜料被销毁，大钱的重量也一再减轻。在获利心理驱策下，民间私铸大钱之风日炽，虽严刑峻法不能取缔，使币制更加混乱，加速了大钱的解体。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清廷被迫下令停铸当千至当二百大钱；次年六月，停铸当百、当五十大钱；到咸丰九年（1859年），铁钱又告停铸，仅当十铜大钱仍在京师流通，市价仅值制钱二文。宝钞、银票的命运与之相近，虽仍在继续流通，但咸丰十年（1860年）二月已不再发行。到次年，宝钞百文仅抵制钱三文，几成废纸。与此同时，作为实际硬通货的白银的价格一路飙升。这些都给后世社会经济生活留下巨大隐患。
原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编《清史参考》2016年第31期。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并就引文补加了注释。
[1] 《谕内阁著再由内库添拨币银一百万两作速解赴广西军营备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467页。
[2] 《文瑞奏陈饬令富宦捐输家资管见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5册，418页。
[3] 《忆昭楼时事汇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5册，186页。
[4]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18页。
[5] 《祁寯藻等奏陈度支万分窘迫请饬军营大臣速图蒇事折》，《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8册，40～41页。关于筹饷，曾国藩有“世小乱则督兵难于筹饷，世大乱则筹饷更难于督兵”一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2册，462页）。
[6] 参见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114～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7]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24页。
[8] 御史陈庆松咸丰八年正月十七日奏折，转引自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2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
[9] 《瑛兰坡藏名人尺牍》，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5册，2～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