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节流，主要是分成裁减文武官员俸银，酌减宫中服用开支，暂停兴修工程。所谓开源，指设法增加财政收入，广开捐输即其一。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户部等遵旨拟定《筹饷章程》23条，首条便是敦促京内外官员一体量力捐输。截至次年二月中旬，在京王公大臣及四品以下各员先后四次捐输。第四次计捐现银14.131万两，外加以廉俸扣抵捐项千余两。定郡王载铨个人一次捐银10万两，被赏加亲王衔；其余人等或交部从优议叙，或被赏戴花翎、蓝翎。同月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文瑞奏称“筹饷之法几至束手无策，虽补苴多方，而缓不济急，抑且中外官民交困，人心摇动，势难再为滋扰”[2]，提议饬令富宦捐输家资。军机处遂列出相关名单，由此滋生挟私讦告流弊。在开会商议捐资名单及数额时，户部尚书孙瑞珍因自己赫然在列而激愤不已，与文瑞发生争执。文瑞据此奏参孙氏，称“该尚书因述其家资若干，出语粗俗，形同市井无赖，致有赌咒之言”。结果两人均因“殊失大臣之礼”而被交部议处。[3]
面向民间的捐输启动更早。咸丰元年（1851年）冬，咸丰帝依户部所议，准粤东商民出资助饷，并推及各省。陕西巡抚张祥河、云贵总督吴文镕等首先倡率，各捐银万两。各地纷纷出示劝捐，但大多名为劝捐实为勒派，地方胥吏与军营员弁借词劝捐，勒索滋扰，导致怨声四起。为鼓励绅民踊跃捐款，清廷宣布凡捐银数万两或更多者将予以破格奖励，出资较多省份将增加乡试中额和生员学额。与这种捐后兑现的奖励相比，捐纳属明码实价的功名买卖，只要交足银两，平民可捐得贡监、封典、虚衔，官阶九品以外者可捐升至道员，降革者可捐复原职，等等。时人就咸丰三年（1853年）夏苏南设局劝捐情形叹曰：“常昭有官绅公启一纸，内有一联云‘官衔翎顶荣施如愿以偿 银米钱洋捐数以多为贵’，窃恐为后世奇谈也。嗟乎！功名原国家之名器，今而后愈趋愈下。前道光三年，水灾捐输，恩邀议叙，以为罕有。近来动止，无不借资民力，如绅富家已邀恩重叠，虽襁褓之孩已得奖励，假有身不清白如数捐输者，亦居然衣冠中人矣。”[4]清廷后来还打破捐例，允许打折收捐，并简化手续，将空白“执照”发给各藩司和军营粮台，由后者自行开捐。随着此举泛滥，应者日趋寥落。
上述筹饷方法显然均非长久之计。财用将竭，但军务一日不竣，军需一日不止，仅向荣大营每月就需银二三十万两。咸丰三年（1853年）六月十六日，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的祁寯藻密折告急曰：“自广西用兵以来，迄今三载，经臣部奏拨军饷及各省截留筹解，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移缓就急，提后尽前，罗掘之方实已无微不尽。乃三城未复，久顿重兵，南路则窜扰江西，北路则蔓延皖豫。粮台之设，至六七处之多，请饷纷纷，日不暇给……约征不可恃，乃借助于捐输；捐输不及待，乃乞恩于内币。近来捐输之数业已大减于前，内币所藏亦复不敢轻议。……似此情形，实属计无所出。现在户部银库截至本月十二日止，正项待支银仅存二十二万七千余两，七月份应发兵饷尚多不敷。臣等备员农部，多或十余年，少亦一二载，从未见窘迫情形竟有至于今日者。”[5]因饷需支绌，加之作为铸钱原料的滇铜因道路梗阻无法运至，清廷踌躇再三，决计更多采用滥发钱币之策，主要是铸大钱、发宝钞、发银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