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芸泉事件的出现绝非偶然。正因为在官本位的背景下，是否当官和官职大小直接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挂靠在一起，包括能否娶妻和娶妻多少，所以，为了牟取特权，人们对升迁趋之若鹜，导致私门请谒、买官卖官之风在太平天国官场日益弥漫，官员的选拔任命和奖惩制度日趋混乱。早在总理朝政之初，干王洪仁玕便觉察出这一苗头，为大小官员“动以升迁为荣，几若一岁九迁而犹缓，一月三迁而犹不足”的现象而痛心疾首，质问“设仍各如所请，自兹以往，不及一年，举朝内外皆义皆安，更有何官何爵可为升迁地耶？”，正告“时势至此，再一隐忍姑息，我辈并无生理”，试图整顿铨选制度。[85]但事与愿违，此时的洪秀全专注于宗教事务，无心亲理政事，对群臣驾驭不力，立政无章，滥施爵赏，遂使局面无法收拾。由于封王太滥，太平天国最终竟然封出2700多个王，结果既助长了朝中的贪渎之风，同时又因赏罚不公、苦乐不均而人心离散，事权不一、各争雄长的现象愈演愈烈，为太平天国迅速走向败亡埋下了伏笔。
如前所述，杨秀清当初在解释取消家庭生活的缘由时曾经强调：“但当创业之初，必先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私”，虽不能身体力行，但其对国与家、公与私之间利害冲突的隐忧却绝非杞人忧天。后期，随着整个战局的急转直下，虽有不少太平军将士抱定与天国共存亡的信念，演出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壮活剧，但地方大员率部倒戈的事件也层见叠出，内以1863年年末纳王郜永宽等8名将领刺杀慕王谭绍光，将苏州拱手献给李鸿章事件震动最大，标志着太平天国大势已去。而纳王等人之所以叛降，其动机主要是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并对清军的承诺信以为真。[86]又如，就在都城天京危在旦夕之际，一些贪婪昏庸的王爵仍然对个人的利益锱铢必较，不懂得覆巢无完卵这一简单的道理。当时，由于湘军长时间的围困，天京早已出现粮荒，就连天王洪秀全在病逝前也仅以野草团（称作“甜露”）充饥。然而，令清方大惑不解的是，湘军破城后，却意外地从城中搜出大量粮米。忠王李秀成在被俘后就此解释说：“城中王府尚有之，顾不以充饷，故见绌。此是我家人心不齐之故。”[87]读史至此，令人嘘唏不已。导致太平天国晚期吏治腐败、军心涣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实行多妻制无疑对为官者私欲的急剧膨胀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上着重考察了为官者的婚姻状况及其相关情形。关于后期太平军中的婚姻状况，洪仁玕曾在一篇劝谕清军弃暗投明的檄文中有所表述，内称“我天朝廓达大度，胞与为怀，不分新旧兄弟，皆是视同一体。大功大封，小功小赏，上而王侯将相，下而兵士妇孺，俱使衣食得所，居处相安，有家者固团圆以相乐，无室者亦婚配以各遂，虽在军旅之中，仍不废家庭之乐”[88]。这一段话带有明显的宣传色彩，与事实颇有出入。以驻守平湖的庥天安陈玉书部为例，“自丞相以上始得有妻，然亦必须禀明庥天安，其下则不能也”[89]。既然连卑官尚且不能娶妻，士兵自然更是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