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女眷大多是被强娶而来。时人就苏州城的情形描述道：“女馆点名，其实拣处女及年轻幼女，幼孩六七岁以上亦有拉去者。”“妇女美者，贼目占为己妻；稍有姿色者，驱入女馆中以便拣选。”[68]迫于生计，也有一些民女自愿嫁给太平军首领，故时人有“贼亦娶民间妇女；民间妇女有饥寒不能度日者，亦愿嫁贼”[69]一说。这种特殊形式的婚姻基本上沿袭江南民间托媒人、送聘礼之类的旧俗。以常熟为例，从咸丰十年（1860年）末到次年春，当地太平军“婚娶民间甚多，每有乡官熟识人等做媒，聘资柯金丰厚，酬赠不吝”[70]。婚礼与民俗同化的色彩也比较浓厚。例如，吴县木渎卡某头领迎娶李家桥一民女时，虽然不行合卺礼，但“鼓乐彩旗略似民间”[71]。更有甚者，浙江秀水县陡门卡驻军在娶亲时，“办酒卅余桌，用鼓乐请大土地赞神歌”[72]，不仅十分铺张，还公然违反了太平天国禁拜邪神的法令。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天国于同期重新刊行了《天朝田亩制度》，但其中有关婚娶事项的具体规定却并没有得到执行，完全成了一纸空文。
夫贵妻荣的缘故，这些成为各级将领女眷的民女构成太平军中一个特殊的群体。浙江石门县城过新年时，“头目之妇所谓‘贞人’者，亦窄袖艳装，不挽髻，用彩线结辫盘额上，抹粉涂脂，乘马得得行，有小贼一二人在辔首护持之，往来称贺”[73]。不过，因为遭遇不同，她们的心境也不大相同。例如，在浙江平湖县城，女眷们平素“逐队闲行，皆涂脂抹粉，衣服鲜华，或扬扬意得，或郁郁含愁”[74]。另据无锡人张乃修自述，其父曾任无锡南塘清绿营兵千总，人称“张副爷”，精于医术，城破后全家隐居在寺头镇。某日，突然开来一队太平军，将他们父子押到守将济天义黄和锦设在城里的公馆。张氏父子坐下后，惊魂未定，忽见几位涂脂抹粉的少妇上来托盘进茶，内有一人含笑招呼道：“老爷无恙耶？莲少爷何其黑瘦乃尔？”张乃修仔细打量，辨认出对方是昔日邻居王漆匠的女儿，便向她询问事情的原委。该女解释说：“无虑，老大人有病求诊，我即荐保也。”[75]显然，这位受宠的贞人对现状较为满足，甚至颇有些怡然自得。不过，迫于社会舆论，这些女眷难免受到心理上的压力。佚名《平贼纪略》记无锡、金匮事，内称“城贼以私藏妇女配偶，公然为妇；甚至无耻之徒以女妻贼，其父兄俨为椒房之亲，途人侧目，则不知也”[76]，正说明了这一点。此外，由于战事频繁，一旦部队奉调出征，她们便成了留守家属，甚至在旦夕之间成为寡妇，所谓“乱点出征征不返，贞人远望在高楼”[77]即云此事。
大批女眷随军是弛禁后军营生活所出现的一种新现象。洪秀全本想借允许男女婚嫁来安抚人心，同时依旧严男女之大防，杜绝婚姻之外的任何越轨行为，以整肃军纪和维护纲常伦理。但是，就全体官兵而言，受惠于弛禁政策尤其是多妻制的毕竟仅是少部分人。更令洪秀全始料不及的是，伴随着禁令的废止，纵欲之风在太平军中日益蔓延，导致军纪日渐松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