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太平天国来说，筹饷属军事、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既反映了其战略思想、战局演变以及社会经济状况，又折射出军队精神面貌、官场风气，以及军民、官民关系。
清政府同样面临筹饷这一棘手问题，财政窘迫、入不敷出。为此百方罗掘，包括劝谕绅民捐输助饷（各地大多名为劝捐，实系勒派），甚至通过捐纳公开卖官鬻爵；滥发钱币，主要是铸大钱、发宝钞、发银票，导致通货膨胀、币制混乱；厘金系江北大营以自行筹饷名义开征的新税种，自扬州仙女庙推及全国，成为各路清军所依赖的重要饷源，但病商病民，且导致清廷财权下移地方。面对空前的统治危机，清政府也有心整饬吏治，但雷声大雨点小，官场贪渎玩泄之风依旧，1859年扯出的官商勾结侵吞巨款的户部宝钞案便是例证。
不过，清朝立国已逾二百年，其辖境幅员辽阔，回旋余地大。这使得清政府能够调动全国资源来应对危机。尤其是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为代表的两湖官绅及湘军的兴起，给清政府注入强心剂，使湘鄂赣皖等省战局不至于在太平天国凌厉攻势下迅速崩溃，形成对峙局面，并为日后大举反攻打下基础。在筹饷方面，左宗棠在湖南从吏治入手整顿漕政，革冗费、禁浮收，并通过减漕以纾民力，使湖南岁增银20余万两，绅民减赋数百万两。此举嗣后为胡林翼在湖北、曾国藩在江西仿行，收到显著成效，既缓和了社会矛盾，又有效缓解了军饷匮乏的压力。由于治理有方，两湖地区成为湘军稳固的后方基地，源源不断地为前线提供军饷、兵员。双方对后方经营情况的好坏，包括筹饷是否得力，直接关乎各自力量之消长，对战局走势产生重大影响。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近代史》2012年第5期全文转载。
[1] 姚莹：《与严观察》，《中复堂遗稿》卷5，同治四年刊。
[2] 《令兵将杀妖取城所得财物尽缴归天朝圣库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33～34页。
[3] 《严禁私藏私带金宝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37页。
[4] 臧谷：《劫余小记》，《太平天国资料》，82页。
[5] 邹树荣：《蔼青诗草》，《太平天国资料》，71～73页。
[6] 《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安抚四民诰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11页。
[7]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4，《太平天国》第3册，117页。按：太平天国在天京以“馆”为基本单位组织民人进行生产，统称“衙”。因规模、人数不一，又有“营”“馆”之别，大者如典织衙又称“织营”，小者如豆腐衙又称“豆腐馆”。其具体细目可考者有42种（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2册，842～84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一说有59种之多（涤浮道人：《金陵杂记》，《太平天国》第4册，618页）。
[8]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卷1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7册，168页。
[9] 洪天贵福：《谕忠王李秀成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63～64页。
[10] 上元锋镝余生述、目击者批谬：《金陵述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5册，81页。按：《条例》之大意现存三种转述本。郭毅生经对勘，认为其全名应为《待百姓条例》（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史》，380页，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又，姜涛认为太平天国提出《条例》在先，制定《天朝田亩制度》在后（龙盛运主编：《清代全史》第7卷，127页，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本文采用这两说。
[11] 《东王杨秀清奏请准良民照旧交粮纳税本章》，《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68页。
[12] 《忠王李秀成命苏郡四乡百姓举官造册谆谕》，《太平天国文书汇编》，1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