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11月28日，洪秀全在永安降诏宣布：“后宫称娘娘，贵妃称王娘。”[31]即天王的后妃总称“娘娘”，东、西、南、北、翼五王的妃子通称“王娘”。除元配外，首义诸王起初仅在两广随军女子中选妃，后又打破了这种地域界限，改在征伐途中就地从民女中遴选，其女眷人数遂随之不断增多。天历壬子二年（1852年）除夕，太平天国便曾经在武昌阅马厂选妃，一共挑选了60名有殊色的少女。[32]定都以后，这种选妃方式被进一步固定化，每逢首义诸王寿诞之日，照例要在城内女馆中选妃。据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一书记载：“各王寿则洪贼选妃赐之，谓以酬其功，伪王固辞而受其一。洪贼及贼子寿，则各王选妃进贡，贼亦辞而受其一。选妃法，各军女巡查将本军中幼女，自十二岁至十五岁眉目清楚者，择出十余人，交女军帅装饰，送之检点；检点复于数百人中选择数十人进之伪王。伪王或留一二人，余各令回军。天王亦如是。”[33]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中的说法与此大体吻合，内称“贼伪各王生日，必先逼选民女百余人，由伪丞相蒙得天再选，约需十五人以进各贼。每次天贼六人，东贼六人，北贼二人，翼贼一人，谓天父怜各人劳心过甚，赐来美女也”[34]。于是，继男女分馆之后，选美之举再度在南京居民中引起一片恐慌，搅得民间鸡犬不宁，“号哭之声，呼天抢地”[35]。时人有诗一首描述道：“今日不幸为女子，尤不幸为女子子。列王传令选王娘，母女相持面如死。巡查勒马立门前，军帅握鞭搜馆里。大者逃出馆外颓垣阴，小者逃入阿母破床底。无论痴与黠，逃之不得脱。面目稍平正，居然中简拔，衣裳罗绮骤装束，脂粉馨香肆涂抹，从之亲戚叨笑言，不从骨肉受鞭挞。女官迫使驴驮去，阿孃肉向心头割，薄送出门忍泪归，吞声哭说掌珠夺，得宠为妃荐床笫，失势为奴埽室闼……”[36]另有一则记载亦云：“去秋（指咸丰三年癸亥秋，引者按），贼又有伪令在女馆中搜求童女，初名选美女，继称选王娘，因系代洪、杨、韦、石诸逆选也。其父母百计收藏，终难经其穷搜苦索。自秋至今，将有千百，仍无已时。”[37]
按照礼制，洪、杨、韦、石女眷的人数依次递减。前已说明，早在1851年春，洪秀全就已经拥有15名后妃，最终达到88人之多。至于各王女眷逐年的具体人数，现已无从考证。一个可供参考的数字是，杨秀清1854年时已拥有36名王娘，到两年后死于内讧时，其王娘总数为54人。[38]由此可以断定，定都初期是各王女眷激增的一个高峰期，其主干人群正是通过此时的频繁选美而产生的。天官正丞相秦日纲在朝中的地位仅次于翼王石达开，本无家室，天历癸好三年（1853年）七月蒙天王、东王破例恩准，娶一安庆天足少女为妻，号称“贞人”，“随后又选服侍妇女多人”，从此也成为少数几个不受严别男女政策约束的特权人物之一。[39]
尽管多妻制与荒**纵欲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或者说因人而异，但两者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由于史料匮乏，太平天国领导人的私生活扑朔迷离，令人难窥其详，但仍有一些线索可寻。时人笔记中就有不少关于东王杨秀清生活骄奢**逸的记载。杨秀清原本体质较弱[40]，定都以后又被眼病所累，至迟在1854年时已有一目失明[41]。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有北王韦昌辉于同年5月13日颁布的一道招延良医诫谕，内称“眼科为天朝所尤重”，许诺“果能医治见效，即赏给丞相；如不愿为官，即赏银一万两”。[42]可见东王求医之心切。据替杨秀清治疗眼睛的医家事后私下里透露，东王“只缘色欲太重，致肝肾两亏，因有是疾也”[43]。一说杨秀清喜服肉桂、高丽参、鹿茸等温补药物，“因热毒上攻，两目俱昏”[44]。两说可互为参证。过去，出于为尊者讳的考虑，诸如太平军中的同性恋现象和杨秀清等人选美、纵欲之类的史实，曾被简单地定性为地主文人的“诬蔑”，不予正视或承认。实际上，这些文字不确或夸大之处在所难免，但所叙述的事实大体上还是可信的，绝非凭空捏造。
可见，太平天国的婚姻政策上下有别，其反差之大令人咋舌。这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做法显然无法让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一名曾经身困城中的士子就此愤愤不平地指出：“夫妻相处亦为奸，惟逆贼逼夺民女则不犯。……贪**贼之本心，但禁人而已。”[45]在天历甲寅四年（1854年）四月的一道诰谕中，就连杨秀清也不得不承认，天京民人“以为**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忽然尽散”，以至于“嗟怨之声，至今未息”。[46]
军中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为了安抚人心，太平天国官方解释说，目前夫妻团圆和男婚女嫁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但当创业之初，必先有国而后有家，先公而后及私”[47]。那么，照此推理，天王、东王等人实行多妻制是否名正言顺呢？稍后来访的英国使节便就这一问题质疑。杨秀清回答说：“兄弟聘娶妻妾，婚姻天定，多少听天。”[48]此言听起来冠冕堂皇，却丝毫经不起推敲：一方是妻妾成群，美女如云，而另一方却是怨女旷夫，妻离子散，如果说“婚姻天定”，那么，这位上帝为什么竟然如此偏心呢？上帝的公正又体现在哪里呢？曾有士子就此评述道：“以上洪、杨、韦、石、秦等五贼各该犯处均有妇女在内，或千百人，或百余人……除此五贼以外，余贼虽伪官至丞相名目，不许有妇女同处，即母子亦必别居，违者即为犯天条，贼法当斩。何以群贼肯甘心输服？此等贼理殊不可解。”“何以群贼即不准稍犯，而五逆可以犯无底止，诸贼转肯甘服？亦殊不解也。”作者觉察出了其中所潜伏的危机，进而设想：“倘有间谍者使之因此内讧，俾大兵得以乘机剿灭，亦殊快事也。”[49]总之，严别男女政策在太平军内部受到不小的冲击，在民间更是难乎为继，远非单凭严刑峻法和苍白空洞的说教所能奏效。倘若继续执意推行下去，势必会搅得人心浮动，怨声载道，导致局面失控，甚至引发不测。
迫于内外的压力，为了稳定人心，太平天国决策层被迫进行妥协，改弦易辙。1854年10月1日，杨秀清托称自己在梦中接到天父圣旨，天父吩咐他说：“秀清，尔好铺排尔一班小弟小妹团聚成家，排得定定叠叠，我天父自有分排也。”[50]至此，严禁家庭存在的过激法令终于宣告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