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饷问题从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战略思想的片面性，尤其是在治理乡村上的失策。为了推翻清政府，太平天国贯彻军事优先原则，实行战时体制，以攻占和守护城池为主要目标，在战略指导思想上重军事、轻建设，重城市、轻乡村。问题在于，乡村是城市的军事依托和粮饷供应地，而太平天国集重兵于城市，乡镇间有驻军也以设税卡为主，所设乡官主要从事征办粮饷，在乡村政权建设、重建秩序方面明显认识不足，用力不够。这使得太平天国对乡村控制不力。枪匪、土匪（俗称“短毛”）、乡勇（俗呼“白头”）利用水乡泽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不时伺机劫掠，社会秩序迟迟不能稳定，便是例证。太平天国在民间推行的一些政策法令，诸如严禁偶像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留发易服、推行天历、废止婚丧旧俗等，与民俗激烈冲突，而近乎竭泽而渔式的强制征敛使减征政策严重变形，完全背离洪秀全体恤民生的初衷，更是大失人心，加剧了乡村的经济衰落、社会动**，使民生状况更加恶化。柳兆薰是吴江芦墟镇拥地三四千亩的大地主，1861年收租1300余石。鉴于乡官局“赋上有加无已，其横暴视胥吏凶十倍，田之为累，恐无穷也”[41]，加之局面纷扰，他于次年秋撇下田产逃到上海。寻常农户更是难以度日，上文引述的常熟东乡情形正说明了这一点。乡官队伍原本不稳定。太平天国苏浙地盘与清军控制区犬牙交错，在战局不明朗的情况下，不少人系在逼勒之下或抱着投机目的出任乡官，与太平军貌合神离。1862年夏，官至侯爵的乡绅王梦兰拟将家眷从嘉兴城迁至濮院镇。他解释说：“去年看来，长毛正在上锋（风），尽可做得。今年看来，长毛日衰，做不得也。”[42]这种心态较有代表性。太平军则总体上对乡官缺乏信任和尊重，时人笔记中有不少关于乡官因筹饷不力而被锁拿拷打甚至被迫逃亡或自杀的记载，从而加速了乡官队伍的解体。正因为在广大乡村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太平天国军事上的兴衰主要以城市得失为标志，缺乏稳固的乡村作为依托和回旋之地，所以一旦大小城市相继失守，苏浙版图便随即丧失殆尽。随后战事的发展正印证了这一点。
筹饷问题还从侧面反映了太平天国内部存在的拥兵自重、各争雄长、人心涣散等严重问题。争地盘的实质是争饷源。太平军有主兵、客兵之分，前者为当地驻军，后者为过境部队（俗称“客长毛”或“野长毛”）。主兵与客兵不时发生利益冲突。顾汝钰《海虞贼乱志》记述了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为争夺常熟控制权互相斗气一事；沈梓《避寇日记》卷四记嘉兴主客兵为争馆子引发火并；佚名《寇难琐记》记石门、德清守将为争夺新市镇税收发生火并，导致“市人罢肆”。又如，吴江夹浦关由苏州城驻军派兵把守，日收税银几千两，“时值新丝既登，湖州丝商至上海卖与洋人必经此路”，且米艘来往亦多，停船二百余艘。1861年夏某夜，“吴江贼垂涎，截杀掳掠，死三百余人，船货银钱数百万。苏酋索取为首者，几相斗，久之无所问，而过关之船寥寥矣”。[43]
战火纷扰造成的创伤更是暴风骤雨式和毁灭性的。太平军对组织团练抵抗者严惩不贷，其安民告示常有此类表述，申明倘顽梗不化，将“尽行剿洗，鸡犬不留”“剿洗尽净”“玉石俱焚，噬脐无及”[44]等。于是，这些人群或地方便成为太平军打击的目标，“凡经过市镇村坊，掳掠焚杀，名‘打先锋’，贼中以为公事美差”[45]。太平军败退苏南前夕，“打先锋”次数增多，“贼愈乱窜，乡官逃避，钱粮愈无济解；贼愈穷蹙，四野掳掠，民愈逃避，贼愈打先锋”[46]。不少市镇因此沦为废墟。
粮饷不继导致战局愈益恶化，战局恶化则导致筹饷愈发艰难，形成恶性循环。1863年年末，天京陷入缺兵断粮的绝境，而京外远近不一的城池仍屯扎数十万大军，“无如各处援兵苦京外无粮，按兵不动”[47]。干王洪仁玕亲自出城催兵解围，但无一应命。次年孟夏，洪仁玕辗转至浙江湖州与堵王黄文金会合，拟等到秋收时分再领兵回救天京。但尚未等到这一刻，天京便已被湘军攻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