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歪风也在太平军中蔓延开来，开印时摊派费用几成惯例，官越大，征敛的钱越多。例如，1862年夏，浙江诸暨县许军帅吩咐三十七都师帅徐君连，称“现在义大人开印，饬办各色货物，每都派费钱三十千”。仅隔6天，许军帅又指示徐，称“前奉张大人面谕，以现在首、梯二王暨余大人次第开印，每都师帅各派费洋八十元，断不能少，限于二十日缴齐，今又亲自来局坐收。为此飞札，仰弟于即日亲自携带来局，面听铺派，勿迟为祷”；同时不忘催讨上次摊派的义大人开印费：“再：领令箭、印凭费十五元，又派买办货物费钱三十千，一同带来。”[38]透过诸暨这一个案，可以想见乡民额外负担之沉重。再如，常熟守军为庆贺忠王40岁生日，在乡间征收贺钱，每师摊银1500两。听王陈炳文的妻子做寿，仅嘉兴王店镇就摊银3000两。开印费、生日费以及建造王府、官场应酬均不属于正常的军政开支，无形中加重了民众负担，从中折射出一种文恬武嬉、颓废奢靡、漠视民生的官场风气。
由于单靠田赋无法支撑各项庞大开支，各地遂不时向民间摊派银两、物资，同时开征各种名目的捐税，并征派徭役。这必然导致民众实际负担远超出田赋正额。时人就1861年夏常熟东乡的情形描述道：“六月，常城贼目慷天福饬军、师、旅帅派捐，每旅捐米三十石、银一百两，勒限交解。里中又挨户逼迫，虽罄其所有，仍不敷所欲。乡官有挈家而逃矣。其贼目大小甚多，彼可以催钱粮，此可以催捐款；彼可以着办衣料，此可以着办食物。”次年催讨更急：“三月，菜、麦勃然兴起。贼忽而要米数百石，忽而要金数百两，忽而要水木工、作衣匠，忽而要油盐柴烛，忽而要封船数十，忽而要小工数百，时时变，局局新，其横征暴敛莫可名状。师、旅帅亦无可奈何，虽鸡犬亦不宁也。……现青黄不接，挪措丝毫无告，粮食极贵，丝织无利，家家洗**一空，已所谓室如悬磬。……而贼目催粮愈加严酷，勒乡官，具限状，非捆锁即杖枷，乡里日夜不宁。农家典质无路，告贷无门，田地又无卖处，什物未能变偿，甚有情极（急）自尽。”[39]税卡则越设越多，“各处商贾往来要津，无不设立卡局尽力征税，贾人无路可避。所最要者如上海至盛泽二百里间，约有七八路关津，无怪货物之昂贵也”[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