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要在战争背景下顺利筹饷，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军事上处于主动或强势，对农村有足够控制力，城乡能连为一片[21]；二是征收钱粮的额度在老百姓能够承受的范围内，否则筹饷便难以为继。
“照旧交粮纳税”，意味着沿袭清朝旧制来征收钱粮，即不触动旧的地权关系，包括允许业户收租。但伴随着政权更迭，“照旧”不可能是原封不动，变化在所难免，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尽相同。太平天国重视与清政府争夺民心。石达开在主持天京上游军政时便推行轻徭薄赋政策，且军纪严明，故而颇得民心。时人慨叹道：“传闻贼首称翼王，仁慈义勇头发长，所到之处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贼至犹可兵则殃。”[22]后期以苏州为中心建立苏福省后，洪秀全随即下诏，对民众过去深受清朝官吏“厚敛重征”之苦表示同情，宣布体恤民艰，将应征钱漕正款酌减若干；表示“尔庶民得薄一分赋税，即宽出无限生机”[23]。苏浙地区的土地及租佃关系也有变化。随着太平军大兵压境，不少地主因拒绝归顺而被杀或逃匿。一些在乡地主的日子也不好过，面临佃户抗租这一棘手问题。常熟乡间甚至出现“业户二年无租，饿死不少，幸而降价鬻田佃户，十得二三”[24]的情形。不少富室在动**中家道中落。针对地主或死或逃以及有些在乡地主拒领田凭（土地证）的现象，为避免田赋落空，太平天国允许佃户自行完粮，即“着佃交粮”。李秀成体恤民生，“田亩亦是听其造纳，并不深追”[25]。在吴江，“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农民窃喜，陆续完纳”[26]。同样出于筹饷考虑，鉴于地主收不到租就无法完粮，太平天国不支持佃农抗租。1861年征收下忙时，驻防杭州一带的恋天福董顺泰劝谕民人“完粮以济军饷”。他解释说，“同胞之将执戟之兵，虽有忠心，岂能枵腹？业各有主未可屯田，民既受招又难掠野。凡在军籍，必须散粮，况守城垣，尤宜积粟”，强调“论产征粮”。其部属据此发布告示，申令“业户固贵按亩输粮，佃户尤当照额完租。兹值业户粮宜急征之候，正属该佃户租难拖欠之时。倘有托词延宕，一经控追，抗租与抗粮同办”。[27]太平军镇压佃农抗租事件正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轻徭薄赋政策客观上有利于休养生息和稳定民心。李秀成认真执行减征政策，“苏州百姓应征粮税并未足收”[28]，从而减轻了包括自耕农在内的所有土地占有者的负担。地主在领取田凭的前提下向佃户收租，同时有些地区的太平军还实行减租、限租。以上举措兼顾各方利益，产生较好反响。为称颂忠王减粮德政，苏州乡官特意在阊门外捐建一座牌坊，上题“民不能忘”四字；常熟南门外也建有一座“报恩牌坊”，镌碑记述了“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等惠民之举。这两块牌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真实情况尚可存疑，但至少说明当地确实推行了轻徭薄赋政策。
但是，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轻徭薄赋政策变得十分脆弱，未能切实持久推行。首要原因在于战局的变化。清政府虽丢失最为富庶的苏浙地区，筹措粮饷更形棘手，但湘军在上游打开局面，于1861年9月攻陷安庆，自此以建瓴之势进攻天京，并相继攻占庐州（今合肥）等皖北重要城池。1862年年初，李秀成再次发兵攻打清方饷源重地上海，遭英法军队、洋枪队和清军堵击。随后数月，双方在上海外围互有攻守，战事呈胶着状态。至同年春夏之交，曾国荃部湘军攻至天京城下。不久，太平军皖南城池丢失殆尽；浙东遭左宗棠进攻，也丢失不少地盘。至此，苏浙尚存地盘便成为太平军粮饷的唯一供应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