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庙不焚”一说则未免以偏概全，过于夸张。定都后，太平天国为改建、扩建各府邸衙门而大兴土木，迫切需要大量建材，所以改以拆庙这种一举两得的做法为主，并没有千篇一律地焚毁庙宇，故时人有“拆妖庙，梁柱成山储木料”[22]一说。当时，拆庙工作声势浩大，规模空前，就连城内男馆中被划为“牌尾”的耄耋老人也在征派之列。时人就此描述道：“蛮呼神道尽妖魔，胜迹名山拆毁多。鞭扑老人升峻屋，龙钟几辈见阎罗。”[23]“乱离高隐南山雾，方外犹为归宿处，无端忿恨到缁黄，殃及木雕与泥塑。不知老人筋力疲，长梯倚楼楼半危，接瓦人立岩墙下，存亡倶在呼吸时。汉唐之碑一时仆，齐梁之树一时锯，纵横榱桷当柴薪，眴息庭阶走狐兔……”[24]这的确是一幅触目惊心的画面，覆巢无完卵的缘故，连带古碑、古树也悉数被毁。因此，就破坏程度而言，拆庙与焚庙实在伯仲之间。
概括地说，在定都后的七年间，太平天国的毁灭偶像之举以建都初期声势最大，地点以南京为主。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处于战略退却阶段，除皖北形势尚还乐观外，湖北、江西根据地均告沦陷，天京周围的城池也相继失守。尽管从1858年8月起，太平军发起局部反攻，但并未能根本扭转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在原有庙宇毁坏殆尽、疆域面积不增反减的背景下，毁灭偶像运动也就相对比较沉寂。
1860年5月，太平军举兵东征苏南，不久新设以苏州为中心的苏福省。次年下半年，又陆续攻占包括省会杭州在内的浙江大部分府县，改设浙江天省，使之与苏福省连成一片，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基地。太平天国在此建立城乡各级政权，前后统治了约三年时间。于是，毁灭偶像运动又迅速蔓延到苏杭地区，形成一个新**。
与此前的情形类似，太平天国对各类神像一概予以毁灭。在常熟，太平军“称寺庙为‘妖庙’，神佛像为‘大死妖’，有见即毁。北门外普仁禅院有铁佛三尊，古亦称铁佛寺，相传明季倭寇乱后以所余大炮铸成。贼毁之，仍以之铸炮用”[25]。在无锡，太平军“遇祠庙寺院诸佛神像，称‘死妖魔’，毁铜佛钟磬之类作戒（械）器，及千百年之大树必踞（锯）之；拆寺观庐舍为伪官伪府，征工匠，穷绘事”[26]。在浙江嘉兴，太平军“与释、道两家仇如水火，所过庙宇祠观，无论土木形骸金碧神像，悉遭残剥，且目之为‘死妖’”[27]。在乐清，太平军“毁城内神祠殆甚，仆其像，投之水火；乡村诸社庙虽未毁，然像设罕有完者”，“木偶付烈焰，土偶投浊流，金支翠旂皆赘疣”[28]。其他性质的偶像也一并遭殃。以常熟为例，太平军“于圣贤像、神像、佛像及专祠中之有像者，若范公祠、杨公祠、于公祠，皆毁坏无遗。若东周市普善庵内之佛像，深藏而完好如故者，不多得矣”[29]。这种现象比较具有代表性。
拆庙依旧是太平军处置庙宇的主要手段，前引文中的“拆寺观庐舍为伪官伪府”句即指此事。个别建筑因名称独特才侥幸得以保全。在常州，“凡寺院神庙无得免者，文庙神牌亦弃掷，惟城北天王堂独免，以有‘天王’二字云”[30]。苏州天后宫也是一例，“据云城中所有庙宇被贼尽行拆毁，惟此宫该贼尚知畏惧，故未曾损坏”[31]。
与前期相比，太平天国此时的毁灭偶像举措力度更大，覆盖面更广，几乎席卷苏杭一带的城乡各地，成为这一时期毁灭偶像运动的一大特点。这与太平天国在该地区前后统治达三年左右时间、普遍建立了乡村基层政权有很大关系。仍以拆庙为例，在苏州吴县乡间，举凡南厍城隍庙，绿稼桥永兴庵、圆通庵，杨山太尉堂，均被太平军斥为“妖庙”，“悉拆毁，将神像或抛于河，或投诸火”[32]。
在大规模摧毁偶像及其寺院梵宫的同时，太平天国还延续前期的做法，严禁民间沿袭与偶像崇拜相关的信仰习俗。
前已说明，与指斥神像为“死妖”相对应，上帝教将拜邪神之人一概称作“生妖”。后期，洪秀全笼统地将19类人划为“生妖”，其中异教从业人员就占了11种，分别是邪教、堪舆、卜、筮、祝、命、相、聃、佛、尼、女巫。[34]这些人所从事的职业直接与太平天国宗教相对立，所以首当其冲地遭到排斥，被勒令弃邪归正。嘉兴太平军便颁布通告，“出令沙汰僧道优婆尼，勒令还俗，秃子蓄发，不准衣袈裟黄冠，不许著羽士服”[35]。寻常百姓习以为常的宗教活动也在査禁之列。在苏南地区，太平军“禁人间僧道追荐，不许奉佛敬神，见则以香烛置之厕中”[36]，甚至“禁民间供奉家堂、灶神”[37]。该禁令的执行情况于此可略见一斑。有一则记载说，在浙江会稽，一名老妪因为念阿弥陀佛，被割去了双耳。[38]这尽管属于偶发性的极端事例，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太平天国推行禁令的严厉程度。
以上便是苏杭地区毁灭偶像运动的总体情况和主要特征。需要指出的是，该地区推行禁令的过程比较复杂，各地的具体情形也并不一致。例如，坐镇嘉兴的廖发寿起初态度比较暧昧，一度明令禁止拆毁濮院镇的关帝庙等庙宇。嘉兴的拆庙工作最初之所以进展迟缓，且旧的宗教活动没有多少收敛，与他的态度不无关联。1862年春夏之交，嘉兴、湖州一带亢旱月余，河水日退半尺许，“农人皆仰首而叹”。情急之下，秀水县新塍镇太平军竟然“出告示，禁屠宰一礼拜期求雨”；乌程县乌镇驻军则更为出格，干脆“出示叫僧道求雨”[39]。次年仲春，濮院镇东岳庙杂役金聋子诳言该镇将有大火灾，不久恰好接连发生四起火灾，全镇居民一时人心惶惶，便在周家场曹氏祠堂设醮坛三天，敛钱延请道士禳灾。而该镇最高长官顶天豫张镇邦不但不予追究，还亲自前往烧香。[40]这一幕与该镇大举拆庙几乎是同时进行，显得极不协调。与嘉兴等地出现反复相比，苏南一带则显得有些虎头蛇尾，部分官兵以身试法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后期在常熟，一熊姓将领因病到山塘度凡庵求药方，病愈后酬佛檀香一担、鞭炮二千响，施红绫等物。此事遂引发瀑布效应，信从者甚众，使得该庵“香筵极盛”；城里一些驻军患病后也祀神斋佛，原先被査禁的纸马也在各店铺公然出售。[41]在苏州，胥门一带风传夜夜闹鬼，太平军“向禁纸钱锭，后亦用以禳谢”[42]。在杭州，随着战局吃紧，一些将领的眷属“仍乞佛慈，以保性命。上天竺大殿已毁，复起小殿，争相祈祷”[43]。
除行贿外，乡官还采取其他巧妙的对策。以常熟为例，太平军拆毁普仁寺、清凉寺，下一个目标便是县北八里处的破山。破山之麓破龙涧旁的兴福寺（又名破山寺）是江南名刹，始建于齐，飞泉石梁，修廊复阁，唐代尊胜陀罗经石幢与宋代大书法家米芾书写的《题破山寺后禅院》诗碑远近闻名，并称该寺“双绝”。乡官曹和卿利用太平军急于安抚地方的心理，提议将兴福寺改设留养局，其山田暂时划归难民局，终于借此保全了名刹。[46]仿效太平军士兵装束，在神像额部扎上红巾，是民间应付毁灭偶像法令的又一方法。例如，坐镇常（熟）昭（文）的慷天福钱桂仁某晚査卡，途经紫竹庵时，喝令卫士用枪狂射佛像，并亲自动手拽倒观音像。当他渡河来到蕊香庵后，见水仙神像已头扎红巾，方才罢手。[47]
不过，与大规模被毁的寺院梵宫相比，通过上述途径侥幸保存下来的庙宇祠观仅是凤毛麟角，根本不成比例。
以上便是太平天国毁灭偶像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概括地说，该政策与太平天国的兴亡相始终，一直是太平天国对待偶像崇拜的一个主导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