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在谈到南京时，有“千年古城，十朝京畿”一说，所谓“十朝”便包括太平天国。此说承认太平天国建都南京这一事实，没有按照“成者为王败者寇”的荒唐逻辑排斥太平天国，立论允当。不过，单从城市发展史的角度看，太平天国建都这11年几乎无足称道，破坏远大于建设，给南京造成的破坏是灾难性、毁灭性的。
战争状态是造成这个结局的最主要最直接因素。在这11年中，南京几乎一直处在清军重兵威胁之下，遭封锁围困，故而始终处于战争及戒严状态，推行战时体制，实行军事优先原则，实际上已变成一座军营，无法与和平时期搞城市治理和建设相提并论。评析太平天国统治南京的功过得失，不能撇开这个大背景。谈战争责任也要考虑到这个因素。太平天国守南京，清政府攻南京，南京的窘困与衰败与清军的军事进攻和围困有直接关联，所以不能把责任完全推到守方身上。太平军破城后军纪较好，而湘军破城后大肆焚掠杀戮，局面完全失控。这一事实也能说明问题。
另一方面，南京趋于凋敝残破与太平天国确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最显而易见的是，禁止偶像崇拜、焚禁古书政策过于激进，致使南京名胜古迹和珍贵图书典籍蒙受空前浩劫。在这11年中，民众出逃现象一直没有停歇，说明太平天国在统治上存在不小缺陷和失误，缺乏牢靠的统治基础。作为太平天国都城，南京是与太平天国命运扣得最紧的一座城市，其治乱存亡反映的不单是城市自身的变化，更是太平天国战局、政局的变化。李秀成被俘后，认为“数尽国崩”“天朝数满”[55]，便是从南京城陷落引出的对整个局势的判断。类似南京、苏州等城市在太平天国时期的社会变迁史，是很有意义的课题，很值得花力气深入研究。
原载《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近代史》2012年第3期全文转载。
[1] 清初为江南省城，时为江宁府城、两江总督衙门驻地，时人大多仍沿用金陵、南京等旧称。太平天国在此建都后改称天京。为避免表述上的混乱，本文除“天京事变”这一特定称谓外，统一采用“南京”概念。
[2] 相关论著大多间有论述，缺乏系统性考察。刘江在笔者指导下撰写专题学位论文，并据此发表《太平天国统治下的南京（1853—1864）——以社会经济为主的考察》一文（《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5期），做了有益探讨。
[3] 《御制千字诏》，《太平天国印书》，549页。
[4]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654页。
[5]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造宫殿”诗，《太平天国》第4册，737页。
[6] 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第4册，655～656页。
[7]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搜财物”诗，《太平天国》第4册，729页。
[8] 王永年：《紫苹馆诗钞》，《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95页。
[9]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扛龙灯”诗，《太平天国》第4册，738页。
[10] 伍承组：《山中草》，《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421页。
[11] 佚名：《粤逆纪略》，《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31页。
[12] 《山曲寄人题壁》“拆毁圣庙”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389页。
[13]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禁偷窃”诗，《太平天国》第4册，735页。
[14] 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1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按：“宁国寺”疑为“灵谷寺”之音讹。
[15]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焚妖书”诗，《太平天国》第4册，735页。
[16] 伍承组：《山中草》，《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6册，41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