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田起义前夜，广西是长江以南社会问题最复杂、社会矛盾最尖锐的一个省份。这些社会问题和矛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累和演变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民生问题、民族问题、土客问题。
民生问题的焦点是土地问题。自康熙年间三藩之乱被平定后，广西百余年间未再发生大的动乱。在这一时期，随着耕地开发接近极限，而人口仍在不断增加，地少人多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据统计，顺治年间广西全省的人均耕地约为14亩，乾隆后期锐减至1.5亩左右，到咸丰元年（1851年）已不及1.2亩，低于同期全国1.78亩的人均耕地数。[2]在人均耕地越来越少的同时，土地兼并现象愈演愈烈。官府敲骨吸髓式的压榨，高利贷与典当业的盛行，导致大量自耕农、半自耕农破产，沦为佃农或游民。[3]以桂平县为例，到道光后期，境内田地大多为富室所有；普通农户生活凄苦，“六月新债催，十月新租急，两造谷穰穰，终岁无一粒”[4]。广西原本山多地少，且耕作粗放，水利落后，单位面积产量较低，素称“地瘠民贫”，而土地问题的激化则使民生问题更加严峻。
同时，由于长期过度垦殖，广西的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山区森林面积锐减，水土流失加重，不少山田旋垦旋荒；在平原地带向河滩争地则导致河道淤塞，引发水灾。这使得广西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十分脆弱。在道光朝，广西境内灾害频仍，几乎连年不断，使民生问题雪上加霜。例如，道光初年，宜北县“旱魃为虐，两年不雨，五谷无收，米贵如珍，人民饿殍，死相枕藉”[5]；道光十四年（1834年）起，宾州在五年内迭遭蝗灾、地震、旱灾和水灾，哀鸿遍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夏，融县“时疫流行，死人颇多”[6]。广西灾害频仍、灾情严重，与官府不关心民瘼、不体恤民情有着直接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天灾也是人祸。
除民生问题外，广西还存在着棘手的民族问题、土客问题。
广西原是百粤（越）杂处之地，秦代始有汉人迁入，而以清代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各民族共同为开发广西做出了贡献，但彼此间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隔阂和冲突。清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后，广西流官统治的州县达到55个，但仍保留了26个土州、4个土县以及3个秩如下州的长官司。两种体制并存，从侧面反映了民族间存在的壁垒，客观上有碍政令畅通。至于一些偏远地区，官府基本上鞭长莫及，瑶族聚居的大瑶山便是其一。山中瑶民概不剃发，既不列于编户，也不供役纳赋，归头人统治。至于在山外耕作的瑶民，则受到歧视和欺压。官方文献常将“民瑶”并称，流露出视瑶民为“化外之民”的心态。在多民族杂居的背景下，民族关系一旦处理不慎，便有可能引发族群冲突或民变，造成社会动**，如乾隆年间柳州府境内壮、瑶为争夺土地而仇杀，嘉庆年间西隆州苗民抗官起事，道光十二年（1832年）贺县瑶民起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