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太平天国的兴起是广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伴生物，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这个角度说，金田起义的正义性是不容否定的。另一方面，广西所暴露出的社会矛盾和统治危机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只是因为广西的社会矛盾最为尖锐和集中，统治力量又最为薄弱，所以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才率先在这里爆发，成为清政府统治长堤上被撕开的第一个缺口。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这股激流才得以冲出广西，漫溢长江流域，乃至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45]
原载《福建论坛》2007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9期摘登。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
[1] 相关论著主要有：王庆成《金田起义记》（收入《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北京，中华书局，1985），龙盛运《太平天国革命策源地广西试探》（《太平天国学刊》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彭大雍等《论清道光朝以前广西人口增加和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同上），方之光、崔之清《广西天地会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兴起》（同上），方之光、崔之清《太平天国革命前夕湘桂局势初探》（《太平天国学刊》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凡上述论著已有较多论述的内容，本文从略。
[2] 参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0、6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按：清顺治年间广西耕地面积约500万亩，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达1000万亩以上，随后基本持平并呈减少之势，咸丰元年为896万亩。另一方面，顺治十六年（1659年）广西纳赋丁口为11.6万人，乾隆十八年（1753年）全省人口为197.6万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骤增至629.4万人，咸丰元年为782.3万人。参见李文治前引书，9～10、60～61页。
[3] 社会的急剧分化和穷民、流民的大量出现，是嘉道年间全国的普遍现象，是社会动**不安的前兆。龚自珍指出，自乾隆末年以来，“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第1辑，10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汪士铎亦慨叹道：“人多之害，山顶已殖黍稷，江中已有洲田，川中已辟老林，苗洞已开深箐，犹不足养，天地之力穷矣。”他还分析说，“患起人多，人多故弥望皆村庄，弥望皆穷人，急之则生变，任之则掣肘”；“驱人归农，无田可耕；驱人归业，无技须[需]人”，“地不足以养之，不为乱不止”（汪士铎：《乙丙日记》卷2，16页；卷3，26、27页，1936年明斋丛刻本）。
[4] 黄体正：《带江园诗草》卷1，《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
[5] 覃玉成：《宜北县志》第八编，民国二十六年刊。
[6] 黄志勋、龙泰任：《融县志》第六编，民国二十五年刊。
[7] 龙启瑞：《粤西团练辑略序》，《经德堂文集》卷2，17页，光绪四年京师刊本。按：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有该省“通计土著十之三四”一说。可见，到咸丰初年，广西土著的总人口已低于客民。
[8] 魏笃：《浔州府志》卷4，同治十三年刊。
[9] 温德浦、曾唯儒：《武鸣县志》卷10，民国四年刊。按：土客械斗客观上刺激了民间的尚武之风。广西后来民变蜂起，官方应对时颇感棘手，与此有一定关联。
[10] 邹鸣鹤咸丰元年八月十三日奏折，中国第一历史博物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2册，227～228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11] 严正基：《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