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洪秀全尚未萌生反清意向时，广西社会便已民变蜂起，急剧动**；“动乱”的源头并不是来自洪秀全。相反，正是在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和愈演愈烈的社会冲突的驱策下，洪秀全才最终走上反清道路。
洪秀全的早年经历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热衷科考、皈依上帝、立志反清。科场失意的确对洪秀全刺激很大，但这只是他选择新的人生道路的一个起点或诱因。通过阅读《劝世良言》接触到基督教，进而按照自己的理解来传播上帝信仰，这是洪秀全的一大转折。[42]洪秀全劝人拜上帝，其主旨无非是劝人做正人、行善事。这不但对清政府统治构不成威胁，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益的。在洪秀全同期撰写的《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诗文中，非礼四勿、忠孝廉耻、富贵浮云、知命安贫之类的文字俯拾即是，并且明确表示“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丝毫没有鼓动造反的意识。洪秀全、冯云山在广西发展信徒，虽然在形式上触犯了私下“拜会”之大忌，但就其具体行为分析，并没有对抗官府的意图。
问题的另一面是，对现存体制和统治秩序而言，洪秀全及其信徒毕竟属于离心力。基于独尊上帝的信条，洪秀全反对孔子崇拜和偶像崇拜，这与主流意识形态和传统习俗是相冲突的。二次入桂后，洪秀全又开始采用激进手段排斥偶像崇拜，亲自率人到象州捣毁甘王庙；紫荆山区的雷庙、土地庙等也被打毁。此外，随着入会人数越来越多，上帝会在紫荆山一带逐渐坐大，成为一股新兴势力。所有这些均对现实社会秩序形成冲击，从而引起当地乡绅的不安和敌意。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年底，紫荆山生员王作新在率众捉拿冯云山未逞后，向官衙指控冯云山等人“结盟聚会”“要从西番旧遗诏书，不从清朝法律”“践踏社稷神明”，吁请将其“严拿正办”。冯云山与骨干信徒卢六遂被解送到县。卢六不久在羁押中病亡。冯云山一案延宕半年之久才告了结。时隔数月，即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冬，洪秀全等人正式立意反清。
从冯云山事件的具体过程和结果看，上帝会在这场冲突中并不落下风：王作新事后因害怕遭到报复，被迫离家避风；官府对冲突双方也没有偏袒，最终宣布以“无籍游**”之名将冯云山递解原籍，草草结案。洪秀全等人之所以在事后不久萌生反清念头，与此时广西局势的急剧变化有直接关联。作为当地乡绅对上帝会的一场蓄意挑衅和迫害，该事件使洪秀全明白一个道理：用道德说教的和平方式来改造社会，即便在紫荆山也行不通。另一方面，在广西“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的背景下，已在周边数县拥有数千信徒的上帝会无法超然物外，不得不针对动**的时局做出调整或抉择。洪秀全在确立反清意向后断然表示：“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43]这正反映了他在认识上的变化。而杨秀清、萧朝贵均出身贫寒，在紫荆山以种山烧炭为生；上帝会成员也以穷苦人居多，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蓄积已久。洪秀全等人称起义建国时为“太平时”，以及后来立国号为“太平天国”，均反映了他们对“太平”光景的向往。洪秀全起兵之所以得到积极响应，其根源在于越来越多的百姓因天灾人祸的双重挤压而走投无路，渴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命运，故而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投奔金田，使金田起义很快便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