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蕾剧《时间的胜利》
一
在1900年左右的世纪之交，对语言的怀疑渐渐弥漫开来，人们日益感觉到深重的语言危机。古今文献典籍所形成的历史负荷使得词汇丧失原初的生命力和独特性；文化记忆的蔓延导致语汇越来越落入窠臼俗套并趋于造作和庸常，磨损了语言与现实之间的关联。由于语言蜕变为陈词滥调，人们对之产生反感，这正是霍夫曼斯塔尔在1895年指出的时代病症：
现在的人其实厌倦了听人说话。他们对话语感到强烈的恶心：因为词汇挡住了事物。道听途说吞没了世界。大家因此对所有沉默而为的艺术萌发出绝望的爱：音乐、舞蹈和所有杂技杂耍艺术。（RA Ⅰ 479）
语言的价值在消泯，非词汇的身体语言越来越被赋予重要意义。也就是说，对语言的质疑甚或排斥导致对非语言表达形式的偏爱热衷，诚如霍夫曼斯塔尔所写：“最合时宜的事：与对语言的怀疑（《一封信》）并行的是尝试创作芭蕾剧和哑剧。”（RA Ⅲ 510）20世纪初，霍夫曼斯塔尔早期的诗歌创作陷入枯竭，魔法般的比喻性辞藻失去表达的真理性内涵，文字所构建的语言迷宫被引向舞蹈所呈现的开放语义学。与此同时，舞蹈——尤其是自由舞——一跃而为引人注目的艺术形式，展示出身体符号领域的根本性创新，塑造出言之不尽的沉默表达。[1]而在之前好几个世纪，伴随着人类的文明化进程，舞蹈艺术这一在原初时期十分普遍的表达形式渐趋没落。自19世纪下半叶起，人们重又感到有必要重振这种沉默的艺术形式，复兴原初文化。霍夫曼斯塔尔在杂文《论哑剧》（überdiePantomime，1911）里把哑剧艺术的起源追溯到古代，摘引古罗马作家卢西安（LukianvonSamosata）的著述《论舞蹈艺术》，并以亲眼目睹的美国舞蹈家露斯·圣·丹尼斯（）的表演为例阐述舞蹈艺术的理想，即表现“人的永恒情境”（RA Ⅰ 504）：
我们面前的舞蹈者是像我们一样的人，却比我们的身体动作更自由，尽管如此，其身体姿势的纯净和自由表达出我们想说出的同样内涵，当我们被禁锢着、抽搐着释放出内心的充盈时。（RA Ⅰ 504f）
充满韵律的身体动作展现出不受限制和阻碍的人，舞蹈着的身体映射出超历史的人类形象。舞蹈与自由之间的紧密关联对霍夫曼斯塔尔的创作理念颇具现实针对性，即面对哲学家马赫所提出的“自我不可救”（人不再是恒定的实体），作家如何进行对个体的重构。按照他频频摘引的爱迪生名言——“整个人必须一次性全动”[2]（Thewholemanmustmoveatonce），舞蹈可以开启生命的自由和统一，身体诗学存载着反话语的乌托邦理念，诚如日耳曼学学者奥斯特康普（ErnstOsterkamp）对霍夫曼斯塔尔创作轨迹的梳理：
在霍夫曼斯塔尔的中晚期作品中，取代沉默语言的是三种非语言的艺术形式，它们尤其适宜于以浓缩、凝聚的方式表达人的基本体验、基本生活方式、全部幸福及情愫所处的困境：哑剧、舞蹈和音乐。[3]
霍夫曼斯塔尔在观赏著名舞蹈家——比如美国舞蹈家邓肯（IsadoraDuncan）和丹尼斯、俄罗斯舞蹈家尼金斯基（VaclavNijinskij）和安娜·帕弗诺娃（AnnaPawlowa）、奥地利舞蹈家格蕾特·维森塔尔（GreteWiesenthal）——的表演后，自1900年起开始尝试创作舞蹈剧脚本，这在当时是十分新锐和实验性的。他通过此类创作不仅谋求文学意义上的“美学净化练习”[4]和“沉默疗法”[5]，而且力图挖掘舞剧这种艺术媒介的独特表现力，探索它对于展现人类生存状态的特殊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