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文化学家罗兰·巴特指出：“爱情话语不是辩证的；它像连贯的日历一样不断变换，仿佛关于情感文化的百科全书。”[7]爱情关系可以由情书引发，也可以通过绝情信被画上句号，《愚者与死神》中的克劳迪奥就是通过告别信终止爱情关系。这封信没有被呈现于舞台上，而是由收信人——克劳迪奥被抛弃的女友——来加以间接描述。她关于绝情信的回忆与之前克劳迪奥所展现的一札情书形成内容上的呼应和视角上的逆转。先前是写信者自陈其情感与言辞的背离，这时是女友讲述绝交信如何使她伤心欲绝，并提到一封未写的信：
我本想写一封
告别信给你，没有抱怨，
不激烈，没有疯狂的悲哀；
只是希望你将我的爱和我
再一次缅怀
并泪流数滴，因为为时已晚。
我却没有写。不。写有何用？（GD Ⅰ 294）
这句“写有何用”说明，女友不再相信信函能挽救爱情或扭转情已终的结局。这样，他俩的通信以男方的绝交信、女方的沉默作为终结，折射出他俩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爱情观：女友的真挚深情对照出克劳迪奥的游戏态度；女友以死亡为终结的爱情悲剧对他这位喜剧者来说不过是一段爱情插曲。他俩分别是施加痛苦者和承受痛苦者，这样的角色塑造因循传统的两性对立模式，即男方作为勾引者，女方作为被欺骗和抛弃者。只不过，女友在此作为死者登场，勾引者克劳迪奥在醒悟中开始忏悔和懊悔，因从未真正活过而是值得悲叹之人，伤心而亡的女孩则因体验过爱情与痛苦而无怨无悔。
在《卢琴朵》中，伴随着女主人公以伪名书写的情书系列，她的爱情经历了痛苦与幸福相交替的曲折道路。痛苦是她提笔写首封情书时的驱动力，接下来的情书往来借助名字的隐匿和身体的伪装引向恋爱双方的幸福。小说情节发展的逻辑结果是，白天的阿拉贝拉对乌拉迪米尔日益冷淡，夜晚写信给他和与他幽会的“阿拉贝拉”日益热情。当乌拉迪米尔向夜晚扮作阿拉贝拉的卢琴朵谈起结婚时，卢琴朵意识到，婚姻只与现实人物阿拉贝拉有关。与此同时，母亲决定全家搬离所在城市，在此窘迫情形下，卢琴朵写下充满爱情与痛苦的诀别信：“这是一封最谦卑、最感人的信。”（E184）这封通过仆人转交给乌拉迪米尔的信促使他与阿拉贝拉见面交谈，导致情节的转机，即卢琴朵身着女装出现，奔向乌拉迪米尔，抱着他跪倒在他身边。这一**洋溢的身体语言取代书面语言，消解了先前的迷惑局面。
卢琴朵在情书往来中扮演着主动角色，乌拉迪米尔从一开始更多处于被动接受状态。他最终是否懂得珍惜卢琴朵，这一爱情故事是否会有美满结局，小说末尾没有明言，而是透露，情书往来的乌托邦模式可能与市民社会中的婚姻考虑相抵触。这一开放的故事结局也可理解为对男主人公性格刻画的讽刺一笔，即他未必能像卢琴朵一样敢于为爱而违背世俗观念。在此意义上，这部短篇小说抨击男人关于双面女性（外冷内热）的向往神话，指出他们更应轻视外表，注重心灵。克劳迪奥和乌拉迪米尔这两位男主人公分别暴露出情感危机和内心分裂，两位女性角色，即匿名女友和卢琴朵，被塑造为情感深厚真挚、行为勇敢坚毅的正面形象。
按照鲁曼所言，爱情这一媒介本身是“沟通符码，人们遵循此符码的规则来表达、建立、模拟、构想、否认情感，一旦相应的沟通得以实现，就能以此种种来适应其后果。”[8]情书是爱情这一沟通符码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伴随着情感内涵。书信文字的真实度取决于写信者的爱情观。克劳迪奥的无情情书说明，虚张声势的言辞可以沦为感情欺骗和施加痛苦的手段，他在无爱情无痛苦的情感虚空状态下所写的情书是对书信沟通模式的滥用和扭曲，他的绝交信摧毁女友对信函作为沟通媒介的基本信任。卢琴朵的情书作为真情流露则能疏导和部分克服痛苦，她与乌拉迪米尔的情书往来展现出书信写作的乌托邦图景：在书写与阅读的双向对称行为中，情书的延续与感情纽带的缔结交织在一起。在此过程中，恋爱双方共同成长，经历内心的成熟与飞跃。这可谓成功的书信沟通范例，昭示出爱情的自主独立及其对痛苦的克服。情书的私密辩证法正是摇摆于隐匿与表达、爱情与痛苦这两极之间。
[1] JuliaKristeva：/Main，1989.S.14.
[2] UlrikeVedder： ?Gef?hrlicheLiebschaften“，1996.S.23.
[3] ManfredSchneider：.München/Wien，1992.S.17.
[4] RolandBarthes：/Main，1984.S.149.
[5] GustavHillard：：Merkur.23/1969.S.344.
[6] NiklasLuhmann：?/Main，1982.S.134.
[7] RolandBarthes：/Main，1984.S.20.
[8] NiklasLuhmann：?/Main，1982.S.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