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性信件是对人不对事（abhominem）的信函。其前提是具有建立伙伴关系的禀赋。不过，只有真实瞬间的魔力才能孕育出信函，这一瞬间具有无限长度：在这一瞬间，情感被吸引并意欲敞开心扉。[5]
二
卢琴朵的情书发自肺腑，却假借他者之名：她在信末署名阿拉贝拉。她将肺腑之言隐匿于另一个签名中，寄生于阿拉贝拉这一名字，原因在于她的性别隐匿状态：她一直扮作阿拉贝拉的弟弟，姐姐才是乌拉迪米尔的爱慕对象。这份真挚的爱情宣言配以写信者的伪名，书面言辞的诚实附上签名的伪装。
卢琴朵通过这封信引发与乌拉迪米尔的情书往来，并充当他与伪写信者阿拉贝拉的信使。她常常以“充满恐惧的愉悦”（E181）观察恋人如何读信，当场得知收信人对自己所写之信的反应。由于寄信者与信使这两个角色的重合，信函的发送与阅读之间的时空裂隙几近弥合。通信中往往出现的困难局面，即难料收信者读信时的状态及阅读印象，在此通过递送和阅读的紧密衔接成为连续事件，并通过写信者的在场得以直接被获悉。
卢琴朵与蒙在鼓里的乌拉迪米尔的信函往来不断促进情感的发展，并导致超越柏拉图式精神爱情的范畴，小说中这样写道：“每两三天就有一封信来来去去。[…]当朋友渴望收到比白纸黑字更多一点、更为生动的符号时，卢琴朵还该怎么做呢？”（E183）随之出现的是他俩在卢琴朵房间的夜晚幽会，卢琴朵不仅利用书信写作者的不在场可能性，冒用姐姐的名字，而且依靠夜晚的黑暗假扮其身体。小说情节以此展示出恋人通信的理想模式：信函往来促使两颗心相互接近，恋爱双方在幽会中缔造出身心交融，赢得爱情幸福。
在信函沟通这一对称进行的双向沟通模式中，通信者的心理状态呈现出跃进态势。卢琴朵在情书书写过程中从单向的爱情表白发展至感受和回应对方的爱，经历从青春期的朦胧爱恋到成熟女性的身心飞跃。在她的情书边缘书写着自我建构的历程，即从无语暗恋转变为以书面形式直抒胸臆，从自我异化的易性乔装突变为与身心相符的恋爱女人。青春期的乔装易性也是霍夫曼斯塔尔芭蕾剧《斯基罗斯岛上的阿喀琉斯》（AchillesaufSkyros，1926）所表现的主题，阿喀琉斯受母之命扮成女孩，能出色模仿女孩姿态跳镜舞，看见剑时却抢剑起舞，从而暴露其性别身份。这说明，性别身份的伪装毕竟不能抵抗身心发展的自然力量，该力量的爆发在阿喀琉斯是通过剑这一男性武力的象征，在卢琴朵则是以情书这一表情达意的书面沟通媒介为契机。
通信过程中的心智发展并不局限于卢琴朵，同样涉及乌拉迪米尔。他不仅借助情书往来得以充分感受和抒**感，而且由于误以为阿拉贝拉具有两面性——白天冷若冰霜，写信和夜晚时真挚热情，意识到自己的内心与此相符。通信对方的分裂假象映照出他自己的分裂实情，推动他的自我认识与反思。或言之，男性形象的内心分裂体现于阿拉贝拉和卢琴朵这姐妹角色。这不无讽刺地表明，女性人物内心是一致的，倒是男性形象暴露出分裂状态。
在乌拉迪米尔的读信过程中，信纸文字中的恋人形象逐渐取代现实人物，写信者作为阿拉贝拉的补充甚或对立面日益凸显出来，诚如德国社会学家尼库拉斯·鲁曼（NiklasLuhmann）所言，爱情是私密性的符码建构：“爱情作为意义的把握在其操作基础中针对另一个系统世界，通过执行并完成而改变它所观察到的。”[6]情书书写根植于恋爱双方的内心亲和力，在沟通对话中引发对自我和对方的认识，培育出通信双方的精神共同体，具有超越性质。平等双方在通信过程中逐渐建立沟通乌托邦，完成对自我和爱情幸福的追寻。爱情的文字符号学与这一情感本身相辅相成。由此可见，情书塑造并建构爱情的本质，孕育出爱情关系，可谓其述行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