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书可以表达和印证爱情，却也能以谎言为原则。在后一种情况下，它为巧言辞令提供发挥场所。语言一旦被滥用，只有空洞的符号飞扬；信札不是发自于心，而是遵循勾引修辞学的煽情技巧。在情书书写过程中，真实性幻影的构建需要与此语境相配的词汇和句法，依赖于重复与摘抄陈词滥调。情书书写的做戏是感情游戏的重要组成部分：“喜剧演员逐渐成为心灵之语的展示者。[…]没有真实性这一幻影，欺骗全盘皆输。”[3]
情书中所暴露的感情空洞是克劳迪奥情感危机的典型征兆。他的情感仅由短暂刺激引发，爱情不过是他人情感的回应场和反声墙。如此的感情寄生性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他的情书只是对恋人肺腑之言的模仿性应答；他俩的爱情关系从一开始就由推理引发，即克劳迪奥好友对女孩的爱。克劳迪奥夺走朋友所爱，这印证了法国文化学家罗兰·巴特（RolandBarthes）的论述：“之所以渴望所爱之人，是因为一位或多位其他人向主体表明，这人是值得渴望的。[…]爱的欲求通过推论被点燃”[4]。由于克劳迪奥把恋人视为玩偶，他俩之间不可能建立平等的伴侣关系。而且，克劳迪奥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唯美生活方式妨碍他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看似写给对方的情书其实围绕着他自己打转。情书表面上采用对话形式，写信者克劳迪奥其实是在自写自话。虚假爱情和无情情书的自指性还表现在信函最终重返写信者身边。
与此相反，《卢琴朵》中标题女主人公的情书从始至终以对话为目的。卢琴朵的第一封信启动爱情关系，促使收信者发出应答。与克劳迪奥喧哗而空洞的情书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卢琴朵》中的情书全是真情表白。十三四岁的少女卢琴朵所写的首封情书源于她心灵受触动后的情感爆发。她依母之命女扮男装，暗暗爱上姐姐阿拉贝拉的追求者乌拉迪米尔。当乌拉迪米尔不在场时，姐姐说出一番对他的诋毁之辞，这促使卢琴朵回房提笔写信：
她顿时感到全身仿佛被刀割：她觉得恐惧、愤怒和痛苦集于一端。[…]这一切随即化解为无尽的苦痛。她走出去，把自己锁在屋里。[…]她所做的是她不得不做的，是自动而为的，与此同时，眼泪扑簌而下，尽管她不明白热泪的真正含义。她坐下来，写了一封炙热的情书给乌拉迪米尔。（E178）
卢琴朵的写信行为受三重负面情感——恐惧、愤怒和痛苦——的驱使，这些情感汇聚为由爱而生的痛苦。写信时的泪流与笔墨的流淌相结合，形成这颗受伤心灵信函书写的副语言。锁闭的房间和写信者的独处状态为情书的私密性提供相称的空间格局。情书发自真情，写信是情感流溢：“谁只有什么也不想，真正处于忘我状态时，才能写出这样一封信。”（E178）不由自主的书写模式以及写信者的忘我状态符合感伤和浪漫主义时期所崇尚的私密通信范式，即情感流注于笔端，理性操控被取缔。霍夫曼斯塔尔在此采用这一系列写信特征，以便恢复和重塑感伤浪漫的情感构架与信函传统。
卢琴朵以信函作为倾诉媒介和沟通方式，这也证实了书面表达相对于口头表达的长处，即更适合于表情达意。西塞罗言：“信函不脸红。”爱情表白者借助书面形式比较容易克服羞涩。卢琴朵在写信表白爱情的过程中才意识到自己的爱，这份情感之前一直锁闭在她心中，不仅外人不知，连她自己也没有察觉。文中没有给出这封信的具体内容，不过既然是首封求爱情书，它一定充满对乌拉迪米尔的赞美，也就纠正了阿拉贝拉的恶语，扭转了对所爱之人的口头中伤。这说明，信函不仅是空间相隔者的沟通，以便替代面对面的交谈，而且是对口头表达的变异和补充，具有交谈所无法达成的功效，对爱情话语起着独特的建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