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匠之妻和迪阿诺娜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在婚姻中深感不幸，向往实现婚姻之外的爱情与生命理想。铁匠之妻的理想世界由陶器上的绘画激发，迪阿诺娜的向往则指向现实维度，即她与恋人的幽会。铁匠之妻的理想国是神话世界，迪阿诺娜的梦想在婚外恋中得到实现，这造成她俩内心状态的差异：前者以不满甚至敌意的目光注视周遭世界，后者则在爱情陶醉中感觉与整个世界紧密相连。爱情幸福促使迪阿诺娜舒展和实现女性细腻敏锐的感知，催生娇嗔诗意的语言，她由此从情感上挣脱婚姻的枷锁。随着剧情的发展，铁匠之妻从耽于梦想转变为采取切实的逃离措施，迪阿诺娜则从惊惧转至对爱情的捍卫。她虽听任丈夫的报复处决，却充满反叛意识地声明自己追求爱情幸福的权利。从这两位女主人公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与现实世界的抗争是世纪末性别书写的重要元素：“霍夫曼斯塔尔笔下的女性角色不满足于受囿限和限制性的日常生活——丈夫、孩子、家、工作、忠诚，这也是维也纳世纪之交显著性别话语的组成部分。”[5]
在这两部剧作中，男主人公依仗婚姻制度和家庭内的统治秩序对妻子的不忠采取报复制裁措施，以便重新恢复陷于倾颓的家庭体系，维护并彰显夫权。他俩都自封并充当仲裁者和刽子手，却也有差异。剧作开端，铁匠询问妻子为何闷闷不乐，试图教导她笃信他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观。即便他的言谈充满教训口吻，不能达成夫妻之间的理解，但他愿意与妻子沟通的意愿毕竟出于坦诚和关心。他的报复举动是基于社会规范的冲动判决，是爆发式的攻击行为，却也不乏嫉妒这种**。与此相反，布拉乔拒绝与妻子的交谈，在审判和极刑中实施双重冷暴力。
迪阿诺娜最后被强力拽回房间，不再能企及窗外世界的广阔与丰富。死刑的执行致使她丧失窗中位置，而窗户象征着边界状态和她所过的双重生活。或言之，她死于父权社会的仲裁机制与个人的爱情幸福之间的激烈冲突，她的生命最终破碎于爱情与婚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现实与理想的泾渭分明在《田园牧歌》中具象化为屋后的河流。它和窗户一样标志着不幸婚姻与幸福爱情之间的鸿沟。铁匠之妻在逃离途中被击毙；由于这发生在她跨越河流之际，河流也就成了生死边界。在这两部诗体剧的末尾，夫妻俩对立生活模式的碰撞展现在空间中，即内室与外界、此世与彼岸的对峙，河流或窗户成了行刑场所。这两出戏的悲剧结局表明，男性面对妻子的自由愿望只能以毁灭手段来回应，女人一旦逾越婚姻规范，必然偿之以命，以便家庭秩序重新得到巩固。这符合学者布隆芬（ElisabethBronfen）关于女性作为他者的论断：
西方文化的话语将自我建构为男性的，赋予女性以他者的位置。女性作为他者有助于自我的定义，鉴于性别与死亡，他者身上所固有的欠缺或过度作为自我的外化在起作用。[…]将女性建构为他者，这从修辞学上有助于将社会秩序动态化，女性的死亡则意味着这一变化阶段的终结。越过她的尸体，文化规范被证实或稳固。[6]
这一论断适用于两位男主人公的行为逻辑，却不能概括霍夫曼斯塔尔的创作旨意。在这两部剧作中，作者都表露出自己与女主人公心理态势的认同，细致塑造这两位女性角色，使得读者/观众能充分理解她们的婚姻不幸和逃离行动，对丈夫所采取的极刑惩处也就有相应的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