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该词的“命运”含义赋予故事以宿命色彩，叙事者通过视觉感知体悟到关于途中幸福的痛苦一课。寻觅的主体所建构的幸福只存在于飘忽的霎那，超出主体的掌控范围，处于命运的操纵之下。短暂的幸福感即刻被错过的伤感和忧郁取代，偶然相遇意味着注定的失之交臂，擦肩而过也就成了生命常态。由此可以理解霍夫曼斯塔尔为何将这部作品称作“具有隐喻性质的小中篇”[16]。他在此演绎出悲观主义的生命哲学，正如他在短篇小说《纯真年代》（AgeofInnocence，1891）中所写：
我们或许可以理解的真理不断从我们身边溜走，我们或许会爱的女人也是如此……[…]这几乎让人难过，不过我确实经历过这样的情形；这属于我的悲观任命哲学。神经质的人却可能会不断追寻、渴求、痛苦而无得救希望，如此永无休止。（E25）
《途中幸福》里的叙事者显然属于这类西西弗斯式的神经质者，是颇具印象主义色彩的不倦寻觅者。他的向往与寻觅总以痛苦——瞬间找到后的加倍空落——无结而终。通过望远镜瞥见陌生女郎，这本身是偶然事件；发现“镜”中人是自己的生命知己和幸福缩影，这却与观者的内心状态有着必然关联。他在观看之前内心空落从而寻寻觅觅，凭借敏感的视觉感知和望远镜这一技术媒介捕捉新奇诡秘的感知印象，探寻周围世界中的美丽景象，虚拟一种“近”，引发联想性的回忆和幻想，建构超越时空的幸福愿景。
然而，感知印象总是发生在时间的连贯性和空间的并存性中，主体必然受制于外在世界的不断和匆促变换。主体的情绪起伏不定，自我观察和自我分解的机制作为伴生现象永动机似地发生着：“思考、感觉和意愿都毫无意义。心灵平素总被设想为（即便这是自欺！）力量中心，不断积聚和播散，在此则显现为陌生力量所形成的波浪般的此起彼伏。人不过是在承受。”[17]作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伴生现象，时间在19世纪下半叶人的感知中不断加速。一切都处于变化生成状态而终将消失，主体往往徘徊于短暂的幸福幻象与持久的缺失体验之间。霍夫曼斯塔尔的同时代人，奥地利哲学家恩斯特·马赫否认感知主体是恒定常数，将主体消解于由色彩、空间、时间等组成的感觉和元素综合体中。这些元素变幻不定的交相作用造成自我的变动不居，自我受制于各元素的偶然性和断裂性：“自我并非首位的，而是各元素（感情）。[…]元素构成自我。”[18]自我依照各元素的不同组合可能性而样态各异，这引发马赫的著名论断“不可救的自我”（DasunrettbareIch）。霍夫曼斯塔尔就读于维也纳大学时曾了解马赫的主体性理论，他在这篇小说中通过盼望、发现、失去幸福幻象这一曲折的故事情节揭示出印象主义感知的虚幻性质和感知者的主体性危机。
途中幸福并非一则无足轻重的轶事，小说叙事本身证明这一点：对视觉经历的浓缩型记录的前提在于，叙事者没有忘却这一偶遇，而是与流逝的时间相对抗，在文字书写的回忆过程中促使昨日重现。一方面，他在叙事层面上让陌生女郎“复出”，将其身体的此在转化为文本中的缺席；另一方面，她不可挽回的身体不在场促成以短篇小说为形式的文本化复苏。如此一来，叙事者的悼亡通过文本表现得以被疏解，从而有别于现实的丧失体验：“经由美学反思的‘悼亡’可以确立[…]一种分析状态，该状态立足于与自我拉开距离和自我排演的特别、臆想成就。”[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