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这一套世界社会主义史丛书是很有胆识和谋略的。当前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齐心协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世界社会主义的源头，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的由来；没有世界社会主义的迂回曲折，就不会有中国社会主义的崭新创造；只有充分汲取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经验教训，才能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成功；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才能越来越有力地推进世界社会主义的重新振兴。我从事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与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将近七十年，亲身经历了七十年来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和苦乐祸福，深感世界社会主义的成就主要是由于各国社会主义政党正确领导各国人民艰苦奋斗取得的，而其挫折从内部情况来看主要是由于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和权力过度集中的领导体制造成的。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根据他毕生从事革命事业的经验，语重心长地指出：“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1]我在1949—1978年从事教研工作期间就曾深受“左”的影响，在课堂和文坛上发表过很多错误言论。1978年在我们党确定了新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后，我痛定思痛、幡然悔悟，在教研工作中尽力纠“左”防右，本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与时俱进的原则重新研究世界社会主义。尽管我现已年近九十高龄，还指导三名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还承担较重的科研任务，然而我还乐于应约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编这套《世界社会主义史丛书》，因为这是一项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双重意义的学术工程。
经我进一步斟酌，我把这一套四卷本世界社会主义史丛书定名为：第一卷，“社会主义思想：从乌托邦到科学的飞跃（1516—1848）”；第二卷，“社会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变（1848—1917）”；第三卷，“社会主义制度：从一国到多国的演进（1917—1991）”；第四卷，“社会主义革新：从地区到全球的拓展（1978—2016）”。我约请了几位长期从事世界社会主义教研工作的中年学者来撰稿。这几位学者与我志同道合、观点一致，他们的治学态度也都纠“左”防右、不偏不倚。第一卷由中国人民大学蒲国良教授执笔。第二卷我本来先后约请北京、天津和上海的学者撰写，但因他们都另有任务，最后只好把我自己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题讲座”专栏发表的相关文稿加以删改和补充而编成。第三卷由北京大学孔寒冰教授执笔。他因教务繁忙另请年轻教师项佐涛博士与他共同完成。第四卷由中国人民大学郭春生教授执笔。总之，这套丛书由我们老、中、青三代五位作者共同写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