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措施在短时期内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农业的生产总值从1953年到1964年增长了70%，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80%，综合国力得到了大大的加强。不过，这些措施在实施的时候有些操之过急，并没有解决农业生产中的所有问题，甚至还造成农业生产曾经一度的停滞和倒退；大规模地下放分权又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地方本位主义，出现经济混乱的状况。由于光靠调整管理机构是无法消除经济运行中的弊端的，1961年10月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又提出，进一步扩大企业的经营权限，加强物质刺激，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杠杆，加强经济核算等措施。1962年9月9日《真理报》发表了哈尔科夫工程经济学院教授叶·利别尔曼撰写的《计划·利润·奖金》一文。叶·利别尔曼建议改进计划管理体制和工作评价制度，国家只需要向企业下达产量品种和交货期限，其他生产方面的计划全由企业自己编制。与此同时，按盈利率的高低来评价和奖励企业，用利润刺激的办法来代替烦琐的行政监督，用利润把国家和企业联结起来。[5]叶·利别尔曼的建议受到了赫鲁晓夫的支持，于是，全国报刊和有关部门围绕着叶·利别尔曼的建议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一些企业还按照叶·利别尔曼的建议进行试验，为1965年实行新经济体制做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在赫鲁晓夫主政的时候，除了提出“三和”理论之外，苏共还提出了“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其中，“三和”理论被苏联共产党和赫鲁晓夫视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是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其他马列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两全”是1961年苏联共产党二十二大提出的。苏联共产党认为，由于苏联取得了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进入了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时期，国内已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全民国家”已经不再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是一种协调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特殊利益的政治组织。在“全民国家”中，无产阶级民主正在变成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随着“全民国家”的出现，“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为全体人民的党”“成为全民政治组织”。今天看来，“两全”理论是不切实际的，空想色彩非常浓厚。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迫“退休”，勃列日涅夫继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从1966年苏联共产党二十三大起又改称总书记）。到1982年去世，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
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也对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调整。其中，最有名的是1965年开始的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主持实施的“新经济体制”。“新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是，减少中央的指令性计划指标，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提高经济杠杆的作用，通过利润提成方式加强对企业领导人和职工的物质刺激。由于采取了这些新的措施，苏联1966—1970年的工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8.5%。[6]在农业方面，由于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农业的税率，放宽宅旁园地的限制，粮食年均产量由“七五”计划期间（1961—1965）的1.303亿吨增加到“八五”计划期间（1966—1970）的1.676亿吨和“九五”计划期间（1971—1975）的1.861亿吨。与此相适应，苏联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比如，职工月平均工资由1965年的96.5卢布提高到1983年的180.5卢布，集体农庄的庄员的月平均劳动报酬由51.5卢布提高到141.1卢布。[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