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万历十四年（1586年）二月掀起“国本之争”以来，万历皇帝先是以“元子婴弱”为由，后来又以“群臣聒激”为借口，兼施高压和敷衍之计，久拖不立。当君臣双方各不相让又难分胜负，争斗得成胶着状态时，万历采取了两手抓，两手都不硬的软办法，以应付“国本之争”造成的朝廷危机。一是拖延之术。既然君臣双方意见不一，那就把册立太子之事推迟，皇帝给出的理由是：王皇后还算年轻，说不定哪一天会感动天地，倏忽间生出一个大胖小子，太子自然就属皇后之子。另一个招数，便是对王恭妃母子进行残酷虐待。万历自己5岁开始读书练字，但皇长子朱常洛长到12岁，还没有给他指派老师，几乎让这位未来的皇帝成了文盲。而王恭妃本人也被打入冷宫，无人胆敢问津。
此一境况，令臣僚们对王恭妃母子更加同情，对皇帝的做法不依不饶，甚至不惜豁出身家性命为此打抱不平，强烈要求立常洛为太子。面对纷乱如麻的奏折，万历无力应付，更找不到借口拖延，在激愤怨恨中，他与贴身宦官绞尽脑汁，终于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月，搞出一个“三王并封”的“待嫡”之计。
所谓“三王并封”，就是将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皇五子朱常浩[1]同时封王，将太子之位暂时空缺下来。所谓“待嫡”，即“立嫡不立庶”，皇长子常洛是庶出，不宜册立为太子，只好虚位以待。待正宫皇后（孝端王皇后）生育嫡嗣之后，再册封为皇太子。如果数年之后，皇后还没有生育，再行“无嫡立长”之制。
万历搞出的这个自以为聪明的“三王并封”之策，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外廷大臣原本在等候册封之旨，不料等来了“三王并封”，不仅大失所望，而且感到遭受戏弄之辱。在他们看来，这是国本攸关的大事，怎能如同儿戏一样对待？于是，廷臣们掀起了更为激烈的反对声浪。
群臣反对“三王并封”和“待嫡”之策的奏章，接二连三送到皇帝御榻之侧，总数不下百本。归纳起来，皆是围绕以下三点进行辩解和抵抗：其一是所谓“待嫡”之说，自祖宗以来，从无此例。其二是“三王并封”，缺空太子位，是“有根无本”。其三是责怪万历言而无信，如王如坚等人抓住万历在十四年（1586年）一月、十八年（1590年）一月和十九年（1591年）八月，三次所下的册立谕旨都没有兑现的事实，大肆攻击说：“陛下尚不能自坚，今日犹豫之旨，群臣将何所取信耶？！”言官朱维京也上疏说：“悖前旨而更新令，臣民仰望之心谓何？人主大信之道谓何？天下后世以皇上为何如主耶？！”万历览奏，怒不可遏，当即下诏，把王如坚、朱维京贬谪戍边，上疏的其余人俱遭革职。
大学士王锡爵像
万历想出这个“三王并封”的主意，原是期望颇孚众望的王锡爵代他受过。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一月，大学士王锡爵省亲归朝，继任内阁首辅。当他得知内阁的申时行、许国、王家屏等人，为了“国本之争”先后离职，思想沉重，感慨万分。他曾密疏万历皇帝，想以赤诚之心劝说皇帝早下决心，尽快举行册立典礼。一则是国本社稷的需要，二则也是想从此平息天下舆论。他的良苦用心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对万历“三王并封”的“待嫡”之旨，却深为抵牾。当王锡爵看了皇上的手谕后，大出意料，顿时惶恐不安。一方面，他感到嫡子尚未出生而要“待嫡”，庶长子已经20岁却又不册立，实在难以奉命。另一方面，申时行、王家屏都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为了不失去皇上的信任，只有附会帝意，方为上策。一向刚直敢言的王锡爵，这时却显得畏首畏尾，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抉择，卷入了难以自拔的是非旋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