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沟的积水终于一桶桶排完了，下一步怎么办？
8月11日，吴晗副市长召集有关人员在北京西郊公园开了个气氛沉闷的会议。赵其昌向各位领导做了汇报，夏鼐和吴晗的意见又发生了分歧。一个主张把所有资料记录、整理好，存封起来，改变计划，发掘献陵；一个坚持不改变原定计划。两人似乎都有充足的理由。夏鼐提出改掘献陵，其根据是献陵规模小，明楼下面有自然通道可直达宝城前的地宫入口；而且对献陵详细地勘察过，借鉴两个月来的发掘经验，在献陵找到地宫将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吴晗的意见却恰恰相反，他坚持认为既然定陵发现了砖隧道，肯定了入葬时的入口，那就应该按这条线索继续找下去，这比到献陵重新寻找入口要容易得多。各有其理，又各不相让。夏鼐了解吴晗的犟脾气，望着他那张坚定的面孔，最后做了让步。会议再次决定，按已有的线索，继续发掘定陵。时光过去多少年之后，与会者回首前尘才真正领悟到夏鼐的苦心，也许那时他就已经预感到在以后的岁月中发生的种种悲剧了。正是出于一个学者对文明的爱恋及为避免更大的悲剧，他才提出如此方案。要不，作为一个国际级考古大师，是不会弃定陵而改掘献陵的。
如果说发掘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那么工作队的生活更是让人感到困苦不堪。定陵发掘完成的三十年后，我们采访当年的发掘人员，他们在纷繁复杂的人生旅程中，印象最深的仍是这段生活。
陵区的8月，天气闷热，山村里蝇蚊成群，寂寞难耐。白天忙着工地的发掘，晚上几个人挤在一盏煤油灯下，看文献、记笔记、写简报，或者相互打趣、逗乐，以排除心中的烦闷与寂寞。在这段日子里，大家时常看到赵其昌挥动一把大斧“咚咚”地劈着木柴，似乎那郁闷的心情只有通过这高强度的劳动和沿着脊背淌的汗水才得以排遣。要不他就和几个人抬陵院内的大石头，三个人在一头，他独自一头，抬着大石无目的地绕院子转。白万玉老人总爱叼一支烟，找个不显眼的屋角蹲下，独自品尝个中滋味，阵阵白雾从他的口鼻喷出，弥散在整个木板小屋，使人越发感到压抑和沉闷。
在他们中，唯独23岁的刘精义生活别具一格。他整天唠唠叨叨地说一些无聊而略带幽默的话：“天又下雨了，真讨厌！”“苍蝇这么多，真哄（混）蛋。”“路这么难走，真讨厌。”这“讨厌”和“哄（混）蛋”构成了他语言的主旋律。或许，从这些无聊而简单的话语中，可以窥视到年轻的刘精义，此时的心境也是怎样的烦闷。
三十多年后，数以万计的游人，每天在北京乘上汽车，沿着水平如镜的柏油马路，可直达定陵门前的广场。此时的游客也许并不知道当年发掘定陵时是怎样的一种景况：没有公路，只有残桥；没有公共汽车，要进一次北京，就得步行十几里到长陵去搭运输公司的卡车。刘精义第一次来定陵，就是背着自己的行李，从北京西直门坐火车到南口下车，一路打听、询问，翻越了两个山口，经由银泉山，一步步走了四十多里，才找到这里的。他在接受采访时，又说出了这样一段逸事。
进入6月，山水积满河沟，工作队的于树功从北京回来，走到定陵前面的小石桥时，发现大雨后的山洪把桥面淹没了，水深齐胸，水流湍急，无法通过。他只得在对岸大声呼叫，一个小时后才被工地民工发现。民工们解下抬筐的绳子，扔给于树功，让他绑住身子，这边连拉带拽，终于使他越过洪水。爬上岸，他全身的衣服已经湿透了……
西郊公园会议之后，夏鼐来到了工地。他和赵其昌在探沟里仔细观察土层、辨认土质后，确定夯土遗迹。这就是说自然土被掘过之后，再度埋到原有位置，而后夯实。赵其昌说出“宽度不够，才没有发现砖隧道”的看法，并得到夏鼐的赞同。二人决定，加宽探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