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画面精巧地摄取了生活中的细节，艺术地再现了孩子们顽皮可爱、天真烂漫的性格。在写实的基础上又稍做夸张，使艺术在表现上更有立体感，使观望者情不自禁地置身于他们的嬉闹之中，与他们一起享受童年的欢乐，进行一种生命的再次萌发与升华。
绣百子暗花罗方领女夹衣前襟纹样与图饰（线描图）
绣百子暗花罗方领女夹衣后襟纹样与图饰（线描图）
有的画面为小儿身着大人服装，扮演各种戏剧角色。在“官员出行图”中，孩子们身穿长袍，头戴乌纱，腰系玉带，骑着竹马；前后臣僚成群，有的打旗，有的执伞，有的奏乐，有的鸣锣开道。整个画面热闹而滑稽，严肃而可笑，把朝廷臣僚的形象和心态含蓄委婉地勾勒出来，让人开怀一乐的同时，也留下某种思考与回味的余地。“跳绳图”“捕鸟图”“放爆竹图”“捉迷藏图”“摘鲜桃图”等等，每一幅图都捕捉故事中最富有表现力、最富情趣的情节，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儿童的稚气、活泼、纯朴、天真无邪，跃然于锦缎之上。百子衣不仅构图精巧优美，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刺绣技艺娴熟，针法细密，配色得体，再加上金线的大量应用，使整个服装**漾着艺术的灵光和天然的神韵，它是来源于自然又缥缈于自然之外的更高层次的艺术结晶。
绣百子暗花罗方领女夹衣前身纹样与图饰（局部·线描图）
绣百子暗花罗方领女夹衣前身纹样与图饰（局部·绣观鱼、玩鸟图·线描图）
绣百子暗花罗方领女夹衣后襟纹样与图饰（局部·线描图）
刺绣在中国源远流长。据《尚书》记载，四千多年前的章服制度，就有“衣绘而裳绣”的规定。周代亦有“绣绘共职”之说。两汉时期，湖南长沙、河北怀安、新疆民丰、甘肃武威等地都有刺绣工艺品出现。其针法以辫绣[3]为主，间有少量的平绣[4]与接针绣[5]，绣品图案充满新鲜、活泼、生动而庄重的感觉，表明中国的刺绣工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唐宋时，刺绣在原有的技艺水平上又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套针绣[6]、缠针绣[7]、抢针绣[8]等平绣针法的运用，大大增强了刺绣的艺术表现力，图案纹样逐渐向清新、自由、写实的方向过渡，逐渐形成完美的艺术风格。
明代刺绣继承了唐、宋的优良传统，并有新的创造与发展。百子衣是宫廷绣品，可能是皇后大婚或典礼时的礼服。据《明会典》载：洪武十六年（1383年），定轮班匠，一年一班者，有绣匠一百五十名；三年一班者，有织匠一千四十三名。由此可见，明代宫内有轮班、住坐[9]的绣匠，他们可能是来自各地的刺绣能手，到北京后又吸收了京绣的风格特点，所以宫廷绣品在原料、针法、技巧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京绣特色。
绣百子暗花罗方领女夹衣前襟纹样与图饰（局部·鞭捻陀、放风筝等·线描图）
柳黄方领女衣纹样
百子衣中孩童们的嬉戏内容和所用道具的形式造型，具有浓重的北方民间风情，但图案中的芭蕉以及童子洗澡等，又以南方景物与习俗为原型，进行艺术加工而成。在针法上，大面积地运用平针、盘绣以及金线、包梗线勾勒轮廓的技法，具有广绣特点；而运用花线的抢针绣，又具有苏绣特点。
由于宫廷绣匠来自全国各地，他们有可能在已有技艺的基础上吸收各家之长，从而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也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兼收并蓄，博览群采，从而使百子衣几乎达到了艺术的顶峰。
百子衣上除山川树木、草原林海、蛟龙、禽兽等图案外，还点缀着一个个神秘的“卍”字，使人在领略大自然诗情画意的同时，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宗教意味。“卍”的来源，大约从唐代开始由印度、波斯等国，以及我国西藏地区引入内地。引进者是不是小说《西游记》中的唐僧师徒，不得而知；但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定其音作“万”字，却有明确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