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陵区，除十三座帝后陵墓外，尚有七处陪葬墓。它们分别是东井、西井和五处妃嫔墓。史料载“盖无隧道而直下，故谓之井尔”。我们不妨回过头看一看这井与葬制的关系。残酷野蛮的殉葬制度，始于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阶级的出现和奴隶制国家的建立，殉葬制度有所发展。殉葬人的身份由奴隶扩大到近臣近侍，人数也大为增加。这种制度春秋以后即不多见，汉唐以后已不存在。到了明朝，又死灰复燃。从太祖朱元璋始，皇帝死后皆以妃嫔宫女殉葬，至英宗遗诏始罢。
考古发掘证明，殷商时代贵族奴隶主墓葬，殉葬人大多放墓室中，明代情况尚无发掘资料可证，依传统习惯，亦当葬于陵内。《明会典》载：“孝陵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长陵十六妃俱从葬。献陵七妃，三葬金山，余俱从葬。景陵八妃，一葬金山，余俱从葬。裕陵以后妃，无从葬者。”由引文可知，殉葬诸妃凡未葬在陵内者，均指出所葬地点，如孝陵“惟二妃葬陵之东西”，献陵“三葬金山”，景陵“一葬金山”。这一推理如果不误，那么东西二井如果埋葬的是长陵殉葬的十六妃，似应作“长陵十六妃，葬东西二井”，或言“葬陵之东西”，不会说“十六妃俱从葬”。再者，长陵十六妃殉葬如不在陵内，献景二陵从葬诸妃又当葬在何处？既不见于史籍，实地调查又无遗迹可寻。
葬于十三陵内的诸妃，多数为皇帝的宠妃，生前备受恩遇，封以皇贵妃、贵妃；有的虽不受宠，但曾生育皇子，地位也非一般。殉葬诸妃中虽有贵妃，但多为一般嫔妃和宫女，丧葬礼仪亦当有别。东西二井规制与其他陪葬墓相同，甚至比万历四妃墓、世宗六妃二太子墓规格还高。宫人殉葬不在陵内，单独建置陵园，视同贵妃，似乎不大可能。
按照我国古代“事死如事生”的礼制，皇帝生前深居九重，把皇宫比作天帝居住的紫微宫，其建筑包括外朝和内廷两大部分。外朝建筑以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为中心，象征“前有太乙，后有钩陈”的紫微帝座三辰，两翼则分文华、武英二殿，内以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为中心，东西宫分处两翼。事实表明，定陵的陵寝建筑确属皇宫建筑的格局。由此推断，十三陵地宫的整体格局亦应与定陵大致相同。这就否定了宪宗朱见深首创左右配殿的说法，并可得出十三陵各陵均有左右配殿的结论。而按照一帝一后葬制，其左右配殿只能为殉葬妃嫔宫女所用。不如此，一个皇后面对两座配殿，到底居左居右，无法解释。
《明书》记载，明初葬制为一帝一后制，故帝陵皇堂只设金井两位。至营造英宗裕陵时，由于其子朱见深不敢违背父皇遗诏，这就面临要在后殿玄堂设置三位的可能。但祖宗制度不能轻易改变，加上臣子们的坚决反对，所以后殿设双穴。成化四年（1468年），钱后崩，宪宗朱见深在既不得罪母亲周太后，又不违背遗诏的情况下，将钱后葬于玄宫左配殿。有研究者认为，周太后崩后仍和英宗一起葬于后殿玄堂，而钱后葬于侧室。这本是特殊一例，后来又恢复祖制，帝后棺椁均葬于后殿玄堂之上。
为使这一推断得到进一步证实，不妨再回到万历年间。大学士沈一贯在讨论皇贵妃李氏能否安葬玄宫右侧室时说：臣等再三商量，玄堂之旁，制设左右侧穴，推其初意，或者以待诸妃，但从未经祔葬，臣等不敢轻议。从定陵的玄宫制度看，沈一贯等臣僚的推测不无道理。帝王生前有皇后、妃嫔，死后使殉葬的诸妃之灵居于帝后寝居的左右侧室，是符合“事死如事生”的观念的。贵妃李氏死时，万历皇帝的原配孝端皇后王氏无嗣，皇长子朱常洛已15岁，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也已12岁。从当时情形看，无论如何这三个女人的地位要比李氏高。如果按万历口谕，将李氏葬入玄宫右穴，这三个女人如何在玄宫内安置？大臣们的上疏没有提到这个明显的问题。如果左右配殿是安葬皇后的，万历也不可能提出这个惹是生非的问题；按当时臣僚们的狡诈聪明和多年上疏谏争的经验更不可能不以祖制做挡箭牌，而仅以“推其初意，或者以待诸妃，但从未经祔葬”作为并不充足的理由进行抗争。
事实上，从定陵玄宫后殿棺**的三位金井来看，似乎一切争论都可迎刃而解。假若不是葬皇后，这三位金井，除中间是万历的以外，另二位为谁而设？除了皇后，谁又有资格和大行皇帝“同床共寝”？
至于玄宫左右配殿空设的原因，是由于英宗已废除殉葬制度，万历怎好违背祖制，重新拿妃嫔宫女殉葬？除了空设，别无选择。定陵左右配殿葬妃而不是葬后，这便是笔者在研究了大量历史资料后做出的一种新的推论。
当然，定陵历史已三百余年，对种种谜团的破译并非易事。到底孰是孰非，尚需进一步考证。但有一个事实却不容忽视，即既然帝后的棺椁已经安葬完毕，为什么满地的木板没有撤走？甚至连抬木箱的绳子、木杠都没有解开，随意地散落在玄堂之内？从种种迹象看来，当时的情形比较慌乱。那么，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注释：
[1]双交券结构：做券时用双圆心起券法。双圆心起券两弧相交比单圆心起券弧度要大些（如下图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