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日记》摘抄
编者按：
1956年，经国务院批准第一次有计划地发掘中国古代帝陵——北京明十三陵中的定陵，于5月19日开工，这是我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定陵，当年在夏鼐先生的主持下成功地进行发掘，后又在夏鼐先生的督促下编写发掘报告。夏鼐为此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夏鼐日记》详细记载了他屡次忍受病痛亲临现场指导定陵发掘，以及发掘结束后搁置二十年方才编写报告的情况。
人所共知，当年夏鼐与郑振铎一起，对吴晗倡议发掘明陵，原本都持反对态度。《夏鼐日记》，对此未做明确的记述。不过，他在《我所知道的史学家吴晗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2期，又见《夏鼐文集》下卷）一文中提到：“郑振铎同志反对这件事，以为当时考古工作很忙，这些不急之务可以暂缓。我还替郑同志做说客，知道吴晗同志是此一举的发起人，亲自劝说他不要急于搞这项发掘工作。”该文还提到，自己除1950年7月刚到考古所任职时，“乘间到清华园访友”，曾与当时仍住在清华的吴晗匆促会晤外，“始终没有去过他的副市长‘官邸’，只在公共场合或会议上曾几度见面”。据此推断，夏鼐很可能是在1956年3月28日和4月13日的两次开会时，或其他未见记载的场合，劝说吴晗不要急于搞明陵发掘。
日记没有记载定陵发掘领导小组和发掘队的组成情况，但确切地表明：发掘是在夏鼐本人的直接领导和实际主持下进行的。掌握发掘工地全盘的北京市文物组主任朱欣陶，与夏鼐经常保持联系。业务骨干赵其昌和白万玉，则不时向夏鼐请示发掘工作的具体事宜。夏鼐对赵其昌甚为倚重，两年多的发掘期间个别商谈二十余次。定陵的发掘记录出自赵其昌之手，发掘简报由赵其昌执笔撰写，均经夏鼐审阅。发掘报告则由赵其昌和考古所王岩共同执笔，夏鼐逝世前尚未完稿。
为纪念定陵发掘五十五周年，特摘录发表《夏鼐日记》中有关定陵发掘的记载，以飨读者。据了解，《夏鼐日记》系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王世民与夏鼐子女夏素琴等共同整理，全书十卷四百余万字。
1955年
12月7日（星期三）：下午，文物局张葱玉同志谓北京市政府约明日赴长陵参观，以便决定发掘计划，晚间阅刘敦桢：《易县清西陵》一文。
12月8日（星期四）：上午市政府派人偕往十三陵，勘察长陵。所中苏秉琦、王仲殊，文物局张葱玉、顾铁符，市政府朱欣陶、赵其昌等6人，共车二辆赴长陵。勘察结果，似有盗坑。又至宣德景陵参观。归途至红山口之景泰陵一观，亦系新修理者，但规模太小，无享殿及方城明楼。返家时已6时余。
1956年
3月22日（星期四）：下午至尹达同志处商谈所务（远景计划、埃及专家来华讲学、明陵发掘事）。
3月28日（星期三）：下午赴北京市政府，参加吴晗所召集的发掘长陵计划问题会议。
4月13日（星期五）：上午市政府开会，由吴晗同志主持，讨论发掘长陵计划。散会后与陈（滋德）处长偕至尹达同志处商谈。
4月14日（星期六）：赴明十三陵，同行的有市文物组朱欣陶、赵其昌，文物局陈滋德等，先参观洪熙献陵及泰昌庆陵，返管理处用午餐后，又至（万历）定陵，然后返城，已5时许。
7月14日（星期六）：上午，北京市文物组赵其昌同志来谈，约我离京前去明陵一趟。
7月16日（星期一）：上午赵其昌同志来，偕赴明陵去参观挖掘情况，所中黄展岳、周永珍同志亦偕往，北京市文物组朱欣陶主任陪我们一起去，即在明陵食堂进餐。
8月15日（星期三）：白万玉同志来谈定陵发掘情况。
8月17日（星期五）：下午赵其昌同志来，谈明陵发掘事，我建议将定陵停工，改作献陵，请其回去与领导商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