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在孔子、孟子时代的前后，对于一般政治家、文人等等，即已具有如《旧约》《新约》及荷马的两大史诗之对于基督教徒与希腊作家一样的莫大的威权。政治家往往引《诗经》中的一二诗句以为辩论讽谏的根据；论文家及传道者亦常引用《诗经》中的一二诗句以为宣传或讨论的证助；有的时候，许多人也常常讽诵《诗经》的一二诗句以自抒叙其心意。
晋师从齐师，入自丘舆，击马陉。齐侯使宾媚人赂以纪甗，玉磐，与地；……晋人不可，曰：“必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对曰：“萧同叔子，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敌，则亦晋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诸侯，而曰必质其母以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若以不孝令于诸侯，其无乃非德类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今吾子求合诸侯，以逞无疆之欲。诗曰：‘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子实不优，而弃百禄，诸侯何害焉！……”晋人许之。（《左传》）
孟子见梁惠王，王立于沼上，顾鸿雁麋鹿，曰：“贤者亦乐此乎？”孟子对曰：“贤者而后乐此，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诗云：‘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鹤鹤。王在灵沼，于牣鱼跃。’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
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宋玉让其友。友曰：“……妇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齐有良兔曰东郭?，盖一旦而走五百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见而指属，则虽韩卢不及众兔之尘；若蹑迹而纵，则虽东郭?亦不能离。今子之属臣也，蹑迹而纵(左纟右枼)与？遥见而指属与？诗曰：‘将安将乐，弃我如遗。’此之谓也。”其友人曰：“仆人有过，仆人有过！”（《新序》）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由己——可谓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可谓能武矣。成王壮，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可谓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变者，所以应时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韩诗外传》）
像这种的例子，在《左传》《国语》，以至其他诸古书中到处皆是。由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出《诗经》的势力，在那些时候是如何的盛大！到了汉以后，《诗经》成了“中国圣经”之一，其威权自然是永远维持下去。
就文学史上看来，《诗经》的影响亦极大，汉至六朝的作家，除了《楚辞》以外，所受到的影响最深的就算是《诗经》了。自韦孟的《讽谏诗》《在邹诗》，东方朔的《诫子诗》，韦玄成的《自劾诗》《戒子孙诗》，唐山夫人的《安世房中歌》，傅毅的《迪志》，仲长统的《述志诗》，曹植的《元会》《应治》《责躬》，乃至陶潜的《停云》《时运》《荣木》，无不显著地受有《诗经》里的诗篇的风格的感化。不过，自此以后，《诗经》成了圣经，其地位益高，文人学士都不敢以文学作品看待它，于是《诗经》的文学上的真价与光焕，乃被传统的崇敬的观念所掩埋，而它的在文学上的影响便也渐渐地微弱了。
《诗经》里的诗歌，共有305篇；据相传之说，尚有《南陔》《白华》等6篇笙歌，有其义而亡其辞。（此说可信否，待后讨论。）此300余篇的诗歌，分为风、雅、颂三种。风有十五，雅有小雅、大雅，颂有周、鲁、商三颂。
这个次序究竟可靠不可靠呢？所谓风、雅、颂之意义如何呢？风、雅、颂之分究竟恰当与否呢？这都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