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提及梁启超，时人总是“康梁”并称。
康有为排列在前，并非他的光芒，遮住了梁启超的丰采，而是一种习惯性的师生排序。“长江后浪推前浪”，作为学生的梁启超，显然达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地。如若比较，自然是康有为光灼于先，梁启超闪烁其后。
认识康有为，是梁启超人生的一大关键性转折。
那是光绪十六年八月（1890年9月）的事情。
与梁启超一同在学海堂求学的陈千秋得知康有为敢于上书皇帝请求变法，南归后携眷迁到了广州布政司前惠爱街的云衢书屋，禁不住慕名前往谒见，立时为康有为的渊博学识与新颖思想所倾倒，毅然退出当时名列广州五大书院之首的学海堂，改投康有为门下继续学业。不久，陈千秋又热情洋溢地向同窗挚友梁启超介绍康有为的孔子改制、维新变法、救国救民等主张，梁启超一听，也被这些闻所未闻的崭新思想所吸引。在陈千秋的鼓动下，梁启超决定前往云衢书屋，拜会一下康有为。
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只有十七岁，但他少年得志，十一岁成为秀才，十六岁考中举人。天资过人、聪明绝顶的他，看起来似乎是一位比昔日神童康有为还要神童的人物。于时流推重的训诂辞章学又颇有研习，自以为装了满肚子学问，有意无意间，免不了流露出几分沾沾自喜的味道。就年龄而言，康有为比梁启超大十五岁，但其“职称”却要低他一个档次，只是一个相当于秀才资格的监生。就这监生的名分，也不是康有为自己考来，是受祖父因公殉职的荫庇而获得，称荫监生。按照一千多年的科举习惯，梁启超应是康有为的“前辈”。可想而知，身为举人、自命不凡的梁启超前去拜访一名“准秀才”，多多少少肯定会有那么一种枉驾屈尊、不以为然的派头。然而，两人初一见面，稍加交谈，康有为“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梁启超顿感“冷水浇背，当头一棒”，只觉昔日所习，全是一些无用的旧学，一块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
梁启超“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当天晚上，竟然通宵未眠。过去不知花费多少精力与心血才“颇有所知”的训诂、辞章之学，根本不是什么学问，转瞬间在他眼里就成了一堆废而无用的垃圾。凭借与支撑轰然倒塌，自得与自喜**然无存，一时间，他心头迷惘不已，茫茫然无所归依，又如何能够安然入睡？第二天，梁启超又再次谒见康有为，虚心请教“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于是，梁启超“决然舍去旧学”，像陈千秋那样自动退出学海堂，“遂执业为弟子”，成了康有为的第二名学生。
康有为开设的讲学内容——“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于梁启超来说，简直就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他认为自从“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先是陈千秋，然后是梁启超，此后又有翁同龢、光绪帝，以及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朝廷大臣，在康有为的感召下成为维新变法的骨干与生力军。可见康有为身上，的确有着一股强大的磁铁般的吸附力。当然，即使神灵也非万能，康有为也常被那些无法进入其磁场的顽固守旧人士视为“癫狂”，称作“疯子”，骂为“叛逆”，时时受阻，事事受挫。
可以想见的是，如果没有结识康有为，梁启超的人生，不外乎循着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轨道，在旧学的迷宫中兜圈子，经由科举之途捞个一官半职，成为封建官僚机构中的一颗“螺丝钉”。然而，康有为如一道炫目的闪电出现在他的眼前，于闪电所照耀、指示的学问之真谛，梁启超无法回避，也不可能放弃。这既是一种偶然与幸运，也是一种必然与宿命。他不得不听凭心灵的召唤紧急转向，让那神奇的酵母在他的身上不断发酵，催化出矫健生命所必需的丰富养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