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中的难点最多，多少年争论不休，难以解决的问题也最多。除了“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外，“哲学有阶级性吗”也是长期折磨我的问题。
如果说，哲学有阶级性，西方哲学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当代，中国哲学从老庄孔孟一直到当代，都给他们弄出个阶级成分来，似乎有点可笑。那不像哲学史，倒像是土地改革划成分。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可能被认同，也无法做到。我开始接触哲学史的年代，最流行的说法是唯物主义代表进步阶级，唯心主义代表反动阶级，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赞扬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政治革命的导言，而对19世纪德国流行的庸俗唯物主义采取极端蔑视的态度，这又怎样说呢？
可如果说，哲学没有阶级性，那为什么其他意识形态有阶级性，哲学就没有阶级性呢？难道真的是因为哲学是以一系列逻辑概念和范畴构建的抽象体系吗？哲学家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超然物外、与世无涉的单纯思考“思想”的思想者吗？可也不是。因为不同时代出现的哲学思潮，总是以不同方式同那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关系相联系。
这的确是个两难的问题。在人类哲学史上，只有马克思主义公开申明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哲学代言人，是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大脑。而所有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或当代的西方哲学，没有一种哲学公开表明过自己哲学的阶级属性上。在他们看来，这是对神圣哲学的玷污和极大的不恭。因此，哲学的阶级性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难以解决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换个思考方式，不把自己的思维固定在为哲学家个人寻找阶级属性上，而是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中，着重考察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与自己时代的各阶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都没有指名道姓说某个哲学家属于某个阶级，而是强调某种世界观的哲学本性。例如，恩格斯在讲到西欧中世纪的哲学时说，“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按封建制度的尺度剪裁的，在讲到从文艺复兴开始到法国哲学时，恩格斯称它为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讲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时，他称为适合于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和斗争条件的世界观。
至于评论哲学家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强调哲学家个人的阶级属性，而是他们的哲学思想对人类文化、人类思维有什么贡献。他们是根据哲学家的贡献来评价哲学家的。恩格斯说过，一个人评论每一个哲学家，不是根据他活动中永恒的、进步的东西，而是根据必然是暂时的、反动的东西，根据他的体系——这种人还是少说为佳。哲学家之所以能成为哲学家，是因为他对人类思想的贡献。
20世纪50年代，哲学界有过一场争论：有没有奴隶哲学家？有没有农民哲学家？有没有工人哲学家？说一个没有，可能有点绝对。例如，人们可以举出伊索、狄慈根，或者其他什么人，可这只能是个别的例证，而不是通例。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阶级社会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与对立的观点，已经从理论高度原则上解答了这个问题。当劳动者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肩负着整个社会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担负着全部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可以说是从教育文化阵地被放逐出去。这就决定了在几千年的阶级社会中，在科学、文化、教育领域处于统治地位的只能是统治阶级。如果着眼于阶级出身，全部人类思想史包括哲学史，都会被一笔勾销。
我们说没有奴隶哲学家、没有农民哲学家，不等于说，他们的要求、思想和实践经验在哲学中没有任何反映。这是两回事。社会中不同阶级存在的事实，总会在哲学家思想中得到反映。只是声音的强弱不同，主流或非主流的地位不同。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代言人，往往是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思想家。这在剥削阶级社会中几乎是一种规律性现象。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时，这种现象更为常见。衡量政治家的阶级性，不能简单以他们的出身为依据，而应该以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实际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为依据。像马克思在分析法国波拿巴政变时说的，不能认为所有的民主派代表人物都是小店主或崇拜小店主的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天壤相隔。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同它们所代表的阶级之间的关系，都是这样。这一点对哲学家同样适用。
如果按阶级出身来划分哲学家，一部思想史倒是简单明了。可事情并非如此。一个封建阶级出身的人可能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而一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可能是无产阶级哲学创立者；相反，一个工人可能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这种思想与个人阶级出身分离的现象在思想史上是常见的现象。中国的圣人孔夫子的出身是没落贵族，按他自己的说法“吾少也贱”。可他成为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一直到今天，仍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
这是思想领域不同于经济领域的特殊现象。在经济领域，人们的阶级地位可以按照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来划分，可在意识形态领域要复杂得多。一个人的出身和思想并没有必然的不可改变的关系。因为思想是受环境、教育和个人的特殊境遇影响的。哲学家的阶级性突出地表现在他为谁思考，思考什么，他们以逻辑的方式所创立的体系有利于谁，能不能引申出有利于被统治被压迫者的政治结论。从为谁思考、思考什么、对谁有利中，我们大体上能看到某种哲学的阶级趋向。但是哲学不是政治宣言。它可以有阶级性的趋向，但它的成果中又包含着超出自身局限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著名哲学家及其体系，并不会因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失去它的价值。
哲学阶级性问题不是为哲学家定成分，而是应该有助于对哲学史规律的探求，深入把握哲学与一个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如果离开了这个目的，就哲学家个人的阶级性问题讨论阶级性，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会把哲学史庸俗化。
我经常想，作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工作者，我们也存在为谁进行哲学研究，为什么进行哲学研究的问题，我们的研究成果与我们的时代进步方向处于何种关系的问题。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工作者并没有注定一定代表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一定会为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思考。这要靠我们的哲学自觉。否则，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工作者，同样可能变为西方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的俘虏或推销员。如果这样，即使你阶级出身“再好”，即使你口袋里有共产党员的党证，照样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另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