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教育与人性的关系而言，教育既可以改善人的本性，也可以改变人的本性。就人的自然属性说，教育不能改变而只能改善人的本性。尽管人是作为人的自然存在物，但人作为生物学的个体，具有不可改变的自然属性，人有生存和繁殖的本能，有求生的本能、自卫的本能，等等。按照恩格斯后来的说法，人是从动物演变来的，人身上保留有兽性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问题是兽性的多少。教育的作用，正在于使这种人身上保留的动物性的机能人化，即具有人的形式，而不是**裸的野兽形式，减少野性，增强人性，用社会规范来节制人的动物性机能。但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否定人的生物性需要，改变人的生物性机能。没有任何动物性机能的人不是人而是神。一个合理的社会不是“存天理，灭人欲”，而是使人的生物性需要得到合理的满足。
就人的社会性而言，教育可以改变人性。因为人的社会性随着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更替，会发生本质的变化，而教育在这种变化中起着一种重要的重新塑造、教化作用。任何社会的教育都是按照改变了的社会的性质和社会制度的要求，培养与这个社会的要求和性质相符合的人，用新的思想观念、道德意识、行为规范来培养新人。每一次社会形态的根本变化都要经历这个过程。不过社会在私有制范围内变化——由一种私有制转变为另一种私有制，在阶级对立范围内的变化——由一种阶级对立转变为另一种阶级对立，人的社会本性仍在私有制和阶级对立范围内转换，因而会保留许多共同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过，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正因为社会形态的本质相同，因此迄今为止，在长达几千年中人的社会性有许多共同点，以致人们认为人的自私性、个人主义、追求权力、追求金钱、贪婪，是根本不可改变的。因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人只能看到有限时间中不断重复的人性的共同表现，人们无法想象将来还会出现另一种不同于阶级对立和阶级剥削社会中的人。实际上，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的社会关系的出现，在新的社会中会出现新人。我们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强调培养四有新人，就是承认人的社会本性可以改变。当然这是一个艰难的长时期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改造与人的改造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马克思曾经批评法国唯物主义关于教育与人性相互关系理论的缺点，认为法国唯物主义者强**育的作用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没有全面正确地处理社会环境、教育、人性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曾批评法国唯物主义忘记了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而且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认为社会上并不存在两种人，一种是改造别人的人，一种是受改造的人，而是人人需要改造。人的改造途径是通过改造客观世界来改造人自身，这就是革命的实践过程。
人性的可变性，是社会革命和社会关系变革必要与可能的根据。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的历史是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也是人性变化的历史。人的自然本性的满足可以渐趋合理化，人的社会本性可以更趋优化。如果人性是不可改变的，那任何革命甚至改良都是白费力气，无非是叮在车轮上的苍蝇自以为是在推动车轮前进。这个道理西方某些有见解的哲学家都承认。例如，美国哲学家杜威在《人的问题》中曾经在论述人性可变与不可变同社会变革的关系问题时说，凡是认为由于人性的确定不变，关于社会改变、即便是颇深刻的社会改变的种种建议都是不可能和空想的人们，就会把那些来自获得习惯的对改变的抗拒和那些来自人类本性的对改变的抗拒混淆起来。如果人性是不变的，那么，就根本不要教育了，一切教育的努力都注定要失败了。因为教育意义的本身就在改变人性以形成那些异于朴质的人性的思维、情感、欲望和信仰方式。如果人性是不可改变的，我们可能有训练，但不可能有教育。所以杜威认为，人性不变的理论是在一切可能的学说中最令人沮丧的最悲观的一种学说。杜威虽然是实用主义者，主张改良，但他关于人性可变并批驳人性固定不变的观点还是很有启发的。
历史证明一切革命和变革反对者的最常用武器就是人性的永恒性，认为革命违背人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批驳过共产主义革命违反人的自由和个性的观点。在中国革命中，顽固派们诬称共产党灭绝人性，或者说，主张公有制违背人的自私的本性，如此等等。革命的实践已经以事实驳斥了这些谬论。人的自然本性可以完善，人的社会本性的特质可以改变，这是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