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到了农场之后又跑回家里去的。怎么办呢？城市户口已经注销了，女儿已经属于农场的人了，父亲只有与她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用“革命”思想再将她劝回去。
后来，这两名知青，都是坚持到最后一年才返城的。
陈忠礼是一名兵团知青，他负责每天敲连队的钟。
这是不足论道之事。
但对于陈忠礼意义重大。
他在1969年2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当我每天敲钟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是为革命在敲钟。早上敲钟是叫同志们起床跑步，上工前敲钟是叫同志们马上去战斗，批判会前敲钟，是号召全体战士们拿起武器和敌人去交锋。我敲的是革命的钟，鼓励战友们在工作中去革命，在革命中去工作。我敲的是革命的警钟，敲得阶级敌人胆颤心慌。革命同志喜欢我的钟声，阶级敌人害怕我的钟声。我敲的是革命战斗的钟，我敲的是对阶级敌人警告的钟……”
可阶级敌人在哪里呢？
刘建生一到农场，就赶上了一场揭发、批判叛徒和特务的群众大会。详细的揭批过程他的日记中并没写到。但我们过来人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对于被斗争的人，那不啻是人生灾难。那种灾难，每使有的人致残、致死，或自杀。我当年在兵团当班长时，我那个班的知青就打死过无辜被扣上“特务”罪名的人。那件事使我当年气愤得辞去了班长，对我那个班的几名知青，我永远难以原谅，也从没打算原谅。两年前，在一次知青战友的聚会餐桌上，我又光火地对一名知青战友斥问：“说！你当年打过人没有？！”
刘建生日记中写到的那个“叛徒、特务”侥幸熬过了那个时代，“文革”后得以平反，又当上了教师。
但那场批斗会对刘建生的教育是——“誓将农村的‘斗、批、改’进行到底，不获全胜，誓不罢休”。
只要思想上“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似乎便总能在现实之中发现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一名当老师的女知青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样一件事——带领红小兵执勤，监查“投机倒把分子”和不上自行车牌照的人，并且想到了毛主席的教导：“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应该继续战斗下去。”当年在农场，所谓投机倒把，无非就是做点儿能挣几角钱的小生意。
她和孩子们扣住了一个没有自行车牌照的人，那人态度不是很好。她对他进行教育，讲“革命”道理：“没有自行车牌照就是欺骗国家。”其实那人的自行车牌照只不过掉在家里了，回家取来后，也就被放行了。
而这件事，使她认识到——“一个人能为人民多做些事是光荣的，我是新中国的一员，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更应该做好这项工作。做这项工作是革命的需要，是斗争的需要，是保卫红色江山的需要，以后我还要再接再厉，做好这项工作，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阶级斗争、思想斗争也存在于知青之间。
同宿舍的几名知青嘴馋，从晒场上“偷”回了一斤多黄豆，撒在炉盖上烤爆了吃着玩儿，不料她们中有了揭发者——于是连长找到她们头上了，与她们共同学习毛主席语录，谆谆教导她们：“连里正在进行‘斗、批、改’运动，阶级斗争日趋复杂，一些阶级异己分子设法把黑手伸向知识青年，千方百计拉你们下水，你们可要提高警惕，在大风大浪中站稳脚跟啊！”
连长的话让她们觉得莫名其妙。
于是连长又引导她们对着毛主席像“狠斗私字一闪念”。
这一狠斗，使她们交代了“黄豆事件”。
而连长最后说：“这问题性质很严重，说大了是盗窃国家财产，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鉴于她们是知青，又是初犯，连长宽大了她们，只命她们每人写检讨书……
一名女知青在劳动中脚被长钉穿透，连队派马车紧急将她送往医院——而医护人员们，在救治前首先与她共同学习“最高指示”……
还好，长钉只不过从脚趾缝间穿过。
知青潘春燕，因家庭历史中有“不清楚的问题”，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偏偏这时候
，她心中还萌生了对异性的爱情！
爱情啊，多么“糟糕”的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