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谦克的《丰收的小屋》引起我不少共鸣。回忆中写到他们三名“知青”好友怎么样“偷”到了几本禁书的。下乡前，我也“偷”过“禁书”。《叶尔绍夫兄弟》、《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下乡之前就读过了。在几乎一切文学书籍都成了禁书的年代，在禁书的下场终究是会被当成废纸处理掉的年代，出于对文学阅读的饥渴而将它们从被遗忘的角落“偷”出来予以珍藏，我认为是连上帝都会原谅的。我们“北大荒知青”中产生的画家刘宇廉我也曾认识的，并且也非常喜欢他的画作。我读了这一篇文章才知他已过世，故也令我心生叹息。而更引起我共鸣的是——三名“知青”好友关于《叶尔绍夫兄弟》的讨论，那是极“左”年代的青年对人性是什么“性”的叩问，这种叩问今天依然有意义。就我个人而言，是不喜欢书中关于老三斯杰潘与初恋的姑娘魏丽奇金娜的关系之写法的。也不是后来不喜欢，是当时初读就不喜欢。一如我从不喜欢保尔对冬妮娅的态度。如果这一篇文章能够站在今天的人性立场更深入地呈现一些感悟，就具有较多的思想含量了。
刘明厚的《黄河梦》也主要是回忆宇廉的文章，情真意切，令人动容。
侯德寅、李森、时乐、王文平、刑培恩、徐丽娣、袁景文、张家龙诸“战友”，以自己在“北大荒”得到历练的人生经历，真诚诠释了“北大荒”何以被我们视为“第二故乡”的情结。
在《生活》一部分中，诸“战友”作了“笑谈从前”式的回忆。能“笑谈”之，证明乐观精神犹在，这是我们这一代难能可贵的。并且，我认为这一部分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毕竟，我们当年只不过是“上山下乡”了。在我们之前，早已有一批比我们当年的年龄大不了多少的老战士在“北大荒”艰苦奋斗着了。推而论之，也早有农民祖祖辈辈生活与劳作在农村了。我们终究不是被“劳改”，我们的经历也终究不是“集中营”经历。以我们的回忆如实呈现此点，意味着我们对历史的诚实。
在《感悟》一部分，戴欣的《我的生母、继母、养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是不幸的，却又是那么的幸运。她的继母身上，有一种令我崇敬的美德。我们中国，在当年仍有那样一些女性，实在是女性的光荣，中国的光荣。李慧蓉、励志发、刘连瑛诸“战友”的回忆，皆有值得一读的价值。
朱巾芳是当过编辑的人，她的《情伤》高于一般回忆文章的水平，达到了写人物的作品的水平。
朱蓓华的《插上理性的翅膀》写到的兰心和王珍，在“文革”时期很有典型性。是极左政治异化人心智的标本。读来感慨多多。
高美娟的《舞台人生》也是写“他者”的，她所回忆的王艳懿身上那一种对舞蹈难以割舍，无怨无悔永不放弃的执著，使我联想到了我自己和文学的关系——王艳懿虽然并没成为过专业舞蹈演员，但她以舞蹈之美当年为广大知青提供了欣赏。她努力地作为过了，她无愧于舞蹈了。而我每每愧对稿纸，我是应该向她学习的。
董建新的《一桩天大的冤案》、杜望基的《地还是那些地》、刘宝森的《身处风口浪尖》、陆建东的《越级上书》、邹志平的《日记风波》、沈梅英的《内疚》、陆其华的《忏悔》、钱品石的《“南京之歌”批判揭秘》，都从不同角度佐证了“文革”年代的极“左”现象，且有自省。虽然，此书稿的回忆者中，并没有哪一位当年做过够得上是罪恶的事，但哪怕不得已地轻伤了别人，如今也要以文字方式公开道歉，这一点证明了一种人品原则。而这一种人品原则，在中国当前是应大大提倡的。
程继的《老兵的故事》令我心潮起伏。与我们比起来，“老培成”那样的“北大荒”老兵，显然有更多值得回忆的往事。他们大多数活不到今天，他们永远地沉默了。幸有程继写到了他们，令人欣慰。
戴欣回忆到的张淑华、王玉梅令人欷。
杜望基的《悼三战友》读来伤感。我注意到书中有一组数字，在五十团的“知青”中，当年非正常死亡者竟达百分之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