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世纪始，拉丁弥撒开始规范化。塞莱斯丁一世（CelestineI，422年—432年在位）命令在《奉献经》之前唱交替诗篇歌，被认为是《进台经》的发端。利奥一世（LeoI，440年—461年在位）制定了全年的圣咏套曲（annaliscantus），编订《利奥圣礼》并建立罗马最早的圣乐修道院。杰拉希乌教宗（Gelasius，492年—496年在位）制定了另一部全年圣咏，编订《杰拉希乌圣礼》。此后许多教宗，如希马库斯（Symmachus，498年—514年），约翰内斯（Johannes，523年—526年），博尼法休斯（Bonifacius，530年—532年）都参与全年圣咏套曲的编订。希马库斯还将《荣耀经》运用到全年主日和圣日礼拜中。
在意大利半岛，与米兰教会圣咏、罗马教会圣咏同时发展的，还有北意的阿基累亚（Aquileia）和南意的贝内文托（Benevento）、亚平宁半岛以外的西部支派，发展出高卢圣咏（GallicanChant）和莫萨拉布圣咏（MozarabicChant）。这些地区礼拜仪式和圣咏的基本规范与罗马教会、希腊教会相同。中世纪早期，西部圣咏依然百花齐放，但东部的影响没未中断。作为东部教会支派的北非教会，影响也从无间断。北意大利的阿基累亚圣咏，明显有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影响。意大利半岛一直是罗马教会和希腊教会争夺的地区。南意大利在查士丁尼时代一度重归东罗马帝国，成为西部圣咏获取东部资源的桥头堡，6世纪—11世纪形成兼具拉丁、希腊色彩的独特圣咏。529年在高卢召开的瓦伊松公会议，最先将《慈悲经》从东部圣礼引进高卢教会弥撒，后来被罗马仪式吸收。高卢圣咏对格里高利圣咏形成有特殊影响。589年西班牙特莱多公会议将希腊教会《信经》引入莫萨拉布礼拜。作为“西欧的东方”，西班牙圣咏在穆斯林统治的700年仍继续发展。
5世纪后，推动西部圣咏发展的另一动力来自修道院。西欧社会经济残破，厌世思想流行，修道院实力大增。许多礼拜细节和圣歌雏形，最先在修院中产生。圣本尼迪克（）530年前后制定日课礼拜制度并开始推广，作为日课核心诗篇的咏唱被世俗教堂礼拜吸收。修道院制度本身是从希腊化北非传入拉丁地区的。圣哲罗姆从耶路撒冷带来圣咏，从埃及带回沙漠教父的苦修传统。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部地区群龙无首，陷入300年乱世。罗马主教逐步成为拉丁教会的首脑和罗马的权力中心。特别是由于罗马皇帝拒绝给蛮族首领加冕，查里曼大帝半哄半吓，与罗马教宗结盟，罗马的教会权力开始形成。罗马圣礼圣咏在西方教会开始一枝独大并在大格里高利时代（GregorytheGreat，590年—604年在位）初步形成。
但是虽经过1000余年东西部分裂以及300多年天主教与新教的残酷战争，东正教圣咏、天主教圣咏及巴赫所代表的新教音乐，尽管细节大不相同，共性却无法割裂。这个共性就是：作为基督教崇拜的一部分，教会圣乐是建立在对罗马、希腊的古代文明与生活方式完全否定之上的。基督教形成于罗马帝国的酒池肉林和人民苦难之中。爱德华·吉本草率地认为基督教造成了罗马帝国的毁灭，但对圣奥古斯丁来说，底层人民的一滴眼泪，都比整个罗马帝国更沉重。被吉本美化了的古代社会的光荣，是用妇女、儿童、奴隶以及千万底层生灵的血泪浇灌出来的。对教父们来说，奴隶制的古代社会所谓荣光，更应当被诅咒。这就决定了基督教圣咏的苦难精神、超越性和内在性。
在绝大多数人被剥夺了识字权利的时代，歌声成为劳动人民唯一未被剥夺的东西，这才是近代西方音乐的真正源头。承受300多年宗教战争、灾难深重的德意志哺育了巴赫音乐及奏鸣曲式；苦难深重的俄罗斯哺育了穆索尔斯基，体现的是同一道理。全部基督教音乐都来源于希腊化的近东地区。但必须强调，基督教音乐从来都不是古希腊、古罗马音乐的子孙，欧洲的教会音乐，根本不是欢乐、多神的古希腊音乐的正统传人，而是悲怆、一神教的希伯来精神的花朵。
圣咏在情操上是希伯来，而不是男女诸神在奥林匹克山上宴饮嬉戏的希腊式的。圣咏的主角是摩西的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颁布诫命，在暴风雨和暗夜中试炼米开朗琪罗和伦勃朗，把戈雅和贝多芬变成聋子。这个上帝点头，大地便震动，万民在他面前就像桶中的一滴水、筛子里的一粒谷。他不可测度，令人畏惧，使大地荒凉，在暴怒中行审判。先知说，这位全然可畏者同时又是全然怜悯者。可我们从哪里得到确定呢？在基督身上，唯独在基督身上——这位软弱的人，生于污秽的牛栏，被众人弃绝、嘲笑，以罪犯的身份在十字架上可耻地死去，他呼求上帝，得到只是地大震动、日头遮蔽，甚至被上帝离弃。就在这最黑暗的时刻，他担当了我们的罪孽，除去我们的不义，践踏了地狱万军，在全然可畏者的愤怒中，显示永不舍弃的大爱。
这里有一种深深的悲怆，这种悲怆萦回于巴赫的宁静、莫扎特的安详、贝多芬的英壮、瓦格纳的渴慕、柴科夫斯基的忧伤、穆索尔斯基的绝望。“欢乐时，你当感恩；苦痛时，你要思想。”犹太人先知的告诫，表明基督教圣咏的本质。这是公元之后欧洲世界观中悲观主义的本质所系。这种犹太—基督教的欧洲性，可以把《安娜·卡列尼娜》开头那句名言反过来说：在世纪后的欧洲，尽管欢乐各不相同，但悲伤却是相同的。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尽管欧洲一再向古希腊和古罗马眺望，但欧洲从未真正获得过阿拉伯人或中国人那种坚定立足此岸的现世的乐观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