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有关“茶马互市”最早的记载见于《新唐书·隐逸传·陆羽传》：“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时回入朝，始驱马市茶，其后尚茶成风。”[1]记载中的回即回鹘（又名畏吾儿，即今维吾尔）。唐初“茶马互市”最早在民间兴起，开始的对象是回鹘，后扩大到吐蕃，随着地域、人群范围和交换物资的逐渐扩大、增多，茶马古道才渐渐发展起来。据有关史料记载，西藏昌都是当时川藏、滇藏、青藏三条茶马古道的交通枢纽和物品集散地，交通状况极差，与外界沟通的道路多是人畜长期走动而形成的，有的甚至是在陡峭的羊肠小道和绝壁上开凿的极为简陋的栈道、云梯，十分险峻，行走极为艰辛。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纪要》一书，将当时的交通状况形容为：“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态。”运送货物主要靠人背畜驮。后来，吐蕃南下，在中甸境内金沙江上架设铁桥，打通了滇藏往来的道路，吐蕃把比较发达的高原畜牧业、水利、冶炼技术传入中甸和滇西北地区，而南昭的传统工艺和茶叶又为吐蕃人所喜爱，双方贸易逐渐增长，马帮也渐成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使大量藏区商旅、贡使有机会深入祖国内地活动，一些传道士也混杂其中在沿途和内地进行传教，茶马古道的多重性作用开始显现。那时，驿道发展很快，从长安经兴元、利州（今广元）、剑州（剑阁）、成都、彭州的驿道可直通昌都；唐蕃通婚后，从四川经昌都至吐蕃的驿道有“西山路”“灵关路”“和川路”三条线路[2]。
图1-1 历史古道
到了公元960年建立的宋朝政权，在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下，战事和运输需要大量的马匹，当时仅云南每年就有近1500匹马进入内地，其交易额能达到七万两左右，最高时突破了3000匹，交易额也高达十五万两左右。宋代时，“茶马古道”成为定制。赶马人最常走的路线基本固定为川、滇两条：一条是四川雅安产的砖茶，以康定为集散地，马帮由此上路，经甘孜、昌都到拉萨，转运西藏各地；另一条是云南西双版纳、思茅产的砣茶（碗茶），以大理为集散中心，商队由此上路。经丽江、中甸、德钦到西藏的邦达、察雅、昌都、洛隆、工布江达、拉萨，再转运江孜、日喀则、阿里等地。
元朝时，统治者大力开辟驿道，广泛设立驿站[3]，官方对茶马古道贸易给予保护和支持，茶马古道贸易逐渐走上正轨。根据陈庆英译的《汉藏史集》记载，从汉藏交界处起直到萨诩以下，共设置27个大驿站，仅朵甘思宣慰司（下辖今青海玉树、甘孜州北部、昌都地区北部、那曲地区北部等）下就设立9个驿站。在各个大型的驿站又设若干小型驿站。往返于各个小型驿站之间的距离，大约需要骑行一天的路程，这个时期的驿站已经初具规模。茶马古道贸易已渐成气候。
明朝时期，朝廷继续加强驿道的建设，古道条件也有明显改善，茶马古道上的贸易与日俱增。当时的丽江木氏土司占据了中甸地区，云南的商户每年都会从丽江、鹤庆、大理、普洱等地运来茶叶、白糖、铜器等一些副食品到中甸、盐井等地销售，又从这些地区运出羊毛、酥油、藏香、氆氇和虫草、麝香等山货药材到内地销售，贸易往来逐渐频繁，茶马古道上呈现出繁忙景象。明永乐五年（1407年），朝廷下令藏区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和国师率川藏各族合力建设恢复驿站，并开辟雅州（今雅安）乌思藏驿站，使中原通往乌思藏的驿道保持在南北两条。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达到了鼎盛时期，古道建设也渐成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