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5-11 民俗事象之婚俗
在茶马古道上，马帮、商号之间的生意竞争虽然异常激烈，但由于在赶马途中，马帮们面对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众多的未知因素直接决定着马帮的生死，生意的竞争与生死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因此，从更高层面来看，马帮文化体现出的是团结、合作、包容、友谊，是一种表面竞争、内在和谐的状态。也正是在这样共生共融的语境下，造就了马帮音乐文化“先求同、后存异”的特征。
马帮文化的三个层面体现出了茶马古道上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特点。马帮文化从生活习俗、制度管理、心理特征等角度来看，由于其特殊的共同语境，而造就了共同的生活圈。这是最为统一的马帮文化表现形式；在信仰问题上，多种宗教信仰并存，无论是转山、礼拜，还是赶马仪式，每个民族都以各自的方式在茶马古道上彰显出本民族固有的宗教信仰，但也由于共同的语境，逐渐形成了较为趋同的原始宗教信仰；在民俗事象的婚姻状态，无论是一妻多夫，还是青春棚文化，抑或是走婚制度，他们各自的恋爱观念、方式、制度形成了一条阶梯式的线路图，相互之间的异同正好融入了茶马古道的线性文化中。马帮音乐文化实则更像是一部大型的线性妥协艺术，这其中有生活圈层面的“完全妥协”所形成的共性特征；也有宗教信仰、民俗事象的“部分妥协”形成的个性特征。
马帮文化形成的线性文化，使得在茶马古道这样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中，不同民族的音乐文化以其各自本真的状态出现，这些文化相互交融，甚至引起碰撞，如同民族音乐学中“局内人”“局外人”概念一样，不同民族的赶马人带有各自民族深刻的文化烙印，他们是本民族的局内人，但走上赶马路后，又由一个茶马古道的局外人在漫长的赶马岁月中，逐渐演变成马帮文化的局内人。茶马古道虽然是由于物质需求、政治、经济等外部原因出现，但它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已形成一个自己较为独特的生活圈、音乐文化圈，不同民族的赶马人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已将自身的文化或多或少地融入、更替，逐渐成为马帮文化中的一员。
[1] 引自：克利福德·格尔兹著：《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1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 引自：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3页，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3] [美]梅里安姆著：《对民族音乐学理论的探讨》，巩海蒂译，载《中国音乐学》1994（4）。
[4] 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例》，5页，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5] 在这本著作中，涉及面较多，作者站在社会学、历史学的角度将马帮文化从“马帮与云南交通之关系、马帮对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的有力推动、赶马人的生活、篝火边的故事”等几个方面展开。
[6] 王明达、张锡禄著：《马帮文化》，4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7] 参见蒙古电视台录制《远方的马》纪录片，2006。
[8] 包括运价、商品价格、工人价格，都是有一定的标准。这并不属于本文的研究范畴。
[9] 如忌讳砸锅、忌讳沿途调戏妇女等。
[10] 杨堃：《社会学与民俗学》，23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
[11] 张桥贵主编：《云南跨境民族宗教社会问题研究》（之一），227～23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2] 引自：《纳西族文学史》编写组：《纳西族文学史》，77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13] 引自：《纳西族文学史》编写组《纳西族文学史》，87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14] 沙溪镇欧阳家的具体情况详见第六章第一节。
[15] “五老爷赶马仪式”的视频资料由沙溪镇文化站杨惠铭提供。
[16] 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29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7] 引自：伍国栋：《音乐形态 音乐本体 音乐事象——与研究生讨论民族音乐学话语体系中的三个关键术语》，载《中国音乐学》，2010（3）。
[18] 李志农、陆双梅：《多偶婚姻：传统与生境下的理性选择——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镇奔子栏村为例》，载《思想战线》，2009（4）。
[19] 徐扬、尚会鹏：《藏族一妻多夫婚俗：一项文化人类学分析》，载《青海民族研究》，2009（1）。
[20] 李志农、陆双梅：《多偶婚姻：传统与生境下的理性选择——以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镇奔子栏村为例》，载《思想战线》，2009（4）。
[21] 纳西族简史编写组：《纳西族简史》，79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4。
[22] 时耀波、徐云：《摩梭婚俗与其适应性文化》，载《学理论》2010年第1期。
[23] 笔者在此用了双引号，也是鉴于政策、国家的原因。这样的民俗现象显然是不被国家所认可的，但它确实扎根于民间，不仅历史久远，而且至今仍在。
[24] 【英】特伦斯·霍克斯著：《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12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