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开始知道《赶马调》，大多是通过20世纪50年代左右，由云南歌手黄虹演唱的云南民间歌曲《赶马调》《放马山歌》[5]，这两首民歌生动描绘了赶马、放马的情景，具有较强的地域特色。曲调朗朗上口、歌词内容贴近生活，一举成为家喻户晓的民歌。但在云南地区，以“赶马调”命名的曲调不仅限于此，在茶马古道这样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就有数量众多的《赶马调》。这些曲调有的直接以“赶马调”命名，有的在内容上与赶马相关，有的则借用旋律形态来抒发赶马情怀。其中，尤以汉族马帮《赶马调》数量最多、质量最高。
从《赶马调》的名称来看，笔者认为，茶马古道云南段《赶马调》包含了广义与狭义之分。从广义而言，“赶马调”泛指在茶马古道上的一切民间歌曲。它的定义十分广泛，这时的“赶马调”不再是一个具体的称谓，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共性称谓。它可以是一部长篇叙事诗，如1987年1月出版的由张锡禄与李莼共同收集的云南汉族民间长诗《赶马调》；也可以是一个涵盖众多曲调的统一称谓，如藏族赶马人口中提及的《赶马山歌》《赶马调》；还可以仅仅单指一首曲调，如汉族的《赶马调》《老赶马调》等。然而，狭义“赶马调”则具有十分明确的特指含义。一般多为某一个民族或者某一个区域，对待某一首特定的民间歌曲的专属称谓。较为典型的是汉族弥渡地区的《赶马调》，密祉乡的《老赶马调》，宾川地区的《大赶马》《小赶马》等。在狭义的《赶马调》中，又涵盖了这样三类情况：
第一，曲调名称直接突出“赶马”主题。虽然称谓上并没有严格使用《赶马调》，但多以《赶马山歌》《赶马情歌》《老赶马调》命名。
第二，歌词以赶马为主体内容，但题目或与马相关，如纳西族《马的来历》；或与马无关，如汉族的《数地名》、普米族的《氆氇褂子》。
第三，具有独立名称，无论从称谓上，还是内容上，都看不出与赶马有关系，但明显受到了茶马古道的影响，如藏族《锅庄歌》、纳西族《相会在一起》等。
另外，从分布情况来看，《赶马调》以音乐特点与地域性特征的结合，在云南地区形成了几个较为明显的色彩区。汉族民歌的分类法大致采用两种，一是体裁分类法；二是色彩区分类法。所谓色彩区分类，其实依据的就是音乐的地方性特点，重视音乐特性与地域特征的二者结合。最早是在1987年由苗晶、乔建中在《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一文中，对中国汉族民歌提出了色彩区的划分方法。这样的划分方法对笔者在研究茶马古道云南段的《赶马调》时有了很大的启发。在笔者的选点内，《赶马调》也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三个区域，构成了茶马古道的起点——大理、中转站——丽江、终点——德钦，民族为汉族、纳西族、藏族，形成了汉族（大理地区为主）《赶马调》、纳西族赶马调、藏族赶马山歌。这样三个色彩区使得《赶马调》具备了地域性特征，各自的音乐特点十分鲜明，但又由于同处茶马古道的共同语境中，而形成了一些共性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