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马调》是在茶马古道云南段内出现的以汉族马帮、藏族马帮、纳西族马帮等为代表性的赶马山歌、情歌。在内容上面，他们都与赶马息息相关，唱着赶马路上的风土人情；在情绪上面，主要反映了马帮的喜、怒、哀、乐。它一方面是茶马古道音乐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马帮音乐；另一方面，它在滇藏线上构成了茶马古道音乐线，在这样的线条上，各地区、各民族的音乐文化逐渐被吸纳、融入进来，与《赶马调》一起共同构成了马帮音乐。
正所谓“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赶马调》的产生，就是在赶马这样一个高难度、高风险、高体力的劳动中产生的曲调，同时，它也是各个民族民间曲调的集成。《赶马调》在本民族、本地区民间曲调的基础上，添以赶马内容。这样的特点使得《赶马调》在受到各自民族传统音乐文化、宗教信仰的影响时，既具有了不同民族的个性，又因同处茶马古道这样一个高难度、高危险的共同语境中，造就了马帮音乐的共性。更值得提出的是，汉族《赶马调》歌词内容中所反映出的人生观、价值观、爱情观等思想，成为汉族马帮音乐的代表。藏族马帮中的赶马山歌、赶马情卦，一方面，反映出藏族马帮的宗教信仰、精神追求；另一方面，也使笔者以《赶马调》为轴，黏连了云南段多样性的马帮音乐文化现状。
[1] 伍国栋：《音乐形态 音乐本体 音乐事象——与研究生讨论民族音乐学话语体系中的三个关键术语》，载《中国音乐学》，2010（3）。
[2] 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11页，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3] 在全书中，笔者使用了马帮音乐、马帮文化、马帮音乐文化等称谓，即认为茶马古道上的音乐事象、文化事象已经形成各自的特点。但这三个称谓之间并无严格界定，都是泛指茶马古道上的音乐文化事象。
[4] 袁静芳主编：《中国传统音乐概论》，3页，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5] 谱例见附录一中谱例3、谱例4。
[6] 《赶马调》（汉族赶马长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一版。笔者从云南昆明市旧书店所得，在此摘取较具代表性的第一章及最后一章。这两章反映出赶马人出发及回程的强烈心态变化，剩余部分见附录。
[7] 伍国栋：《音乐形态 音乐本体 音乐事象——与研究生讨论民族音乐学话语体系中的三个关键术语》，载《中国音乐学》，65页，2010（3）。
[8] 笔者为更加清晰的对比，此外将乐谱译谱为首调。
[9] 袁静芳主编：《中国传统音乐概论》，31页，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10] 王明达、张锡禄著：《马帮文化》，200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11] 笔者认为七度、六度、十度音程大跳出现，犹如一声长鸣，带有警觉性。
[12] 嘉雍群培（已故），藏族，原为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老师。他的爷爷辈就是赶马人，对于茶马古道有着特殊的感情。
[13] 详见第四章第二节《茶马古道上的奔子栏锅庄》。
[14] 袁静芳主编：《中国传统音乐概论》，57页，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
[15] 《纳西族文学史》编写组：《纳西族文学史》，335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16] 《纳西族文学史》编写组：《纳西族文学史》，335页，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17] 王明达、张锡禄著：《马帮文化》，244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18] 和云峰：《纳西学论集》，365页，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19] 王明达、张锡禄著：《马帮文化》，233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
[20] 单霁翔：《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保护初探：突破与压力》，载《南方文物》，200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