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9年7月，在拿破仑军队占领维也纳期间，李希诺夫斯基公爵要求贝多芬为住在他家里的法国军官演奏钢琴，贝多芬狂怒地冲出大厅，回到住处砸坏了他保存的一尊李希诺夫斯基的塑像。事后他写信给他这位高贵的朋友说：“公爵之所以为公爵，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贝多芬之所以为贝多芬，则全靠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但贝多芬只有一个。”
1812年夏天，在歌德的女友贝蒂娜的介绍下，贝多芬与歌德在波西米亚的温泉城泰普里茨相会了。有一天，两人挽着手在路上散步，遇到一群路过的贵族，歌德有礼貌地向他们鞠躬，这使贝多芬大为恼火；当歌德谈论到宫廷和皇后时，也一定要用十分谦恭的词句，贝多芬埋怨地说：“您大可不必这样做，这没有什么好处……我对他们就完全不是这样！……我就曾对一个公爵指出，他那种派头是愚蠢的，那只能显示出他们的庸碌无能。我对他说：您可以把勋章别在任何一个人的胸前，但他决不会因此变得好一些。您也许能使一个人成为七品或三品文官，但您无论如何造就不出歌德或贝多芬来……因此您应该学会敬重那些自己不可能做到的事和自己远远瞠乎其后的人！”这时迎面走来了皇后、公爵和全体朝臣，贝多芬对歌德说：“不要把手缩回去！这里应该让路的是他们，不是我们。”歌德抽出被贝多芬握着的手，脱下帽子，退到路边。贝多芬却径直朝大公爵的人群中走去，他只是稍稍碰一下自己的帽檐。公爵们谦恭地让路，并友好地向他致意。贝多芬走过他们的行列之后，就停下来等候继续毕恭毕敬鞠躬的歌德，然后对他说：“我等您是因为我敬重您，您是值得敬重的，但您对他们却过于尊敬了。”
把歌德抛到一旁的贝多芬
1812年起，贝多芬的创作量突然急剧下降，因为他卷入到一连串的官司之中。他唯一真正的标题性作品也可能是最糟糕的出版作品《威灵顿的胜利》引起了版税纠纷，同时，因为他兄弟的去世而引起的对他侄子卡尔的监护权官司也令贝多芬心力交瘁。他对这个侄子充满关怀和爱护，却不懂得怎样才能更好地照顾他和教育他，从而带来一连串的麻烦和不愉快。
虽然创作量下降了，但是接踵而来的1814年却标志着贝多芬的荣誉达到了顶峰。在维也纳会议期间，贝多芬多次指挥演出被称之为“战争交响曲”的《威灵顿的胜利》和《第七交响曲》，而且还专为会议写了康塔塔《光荣的时刻》。他得到了全欧洲亲王贵族的尊敬，他被看作是音乐之圣，成了官方推崇的音乐家。
贝多芬的背影
1815年，贝多芬迎来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重大危机。首先是不断受到贫穷的威胁，他的赞助人罗伯科维奇公爵和金斯基公爵相继去世，他们支付的年金全部化为泡影。贝多芬写道：“我几乎沦为乞丐，而我又不得不装出一副并不缺衣少食的样子。”他又写道：“奏鸣曲106号已经在窘迫的困境下写成，这是一件为面包而折腰的艰苦差事。”恰在此时，维也纳又开始遭到意大利风格的侵蚀，人们对贝多芬严肃、深刻、热情而有力的创作风格已经厌烦，他们更喜欢罗西尼的风趣欢快的轻歌剧。当时在沙龙里流传这样的评论：莫扎特和贝多芬是老学究，旧时代的蠢人们才去欣赏他们。只有从罗西尼开始，人们才知道什么是旋律。《费德里奥》是一堆垃圾，我们不明白那些人为什么要去听这种音乐来自寻烦恼。
贝多芬的耳朵几乎完全聋了，他与人交谈要借助谈话记录本。他的脾气越来越乖戾，朋友开始跟他疏远了。他写道：“我什么朋友也没有，我在世界上是孤独一人。”家庭的灾难也在进一步折磨着贝多芬。贝多芬想收养侄子卡尔，为此与孩子的妈妈进行了一系列旷日持久的诉讼，虽然在1820年赢得了对孩子的抚养权，但他的身体和情绪都变得更加糟糕。这一段时间除了写了两首钢琴奏鸣曲和大提琴奏鸣曲之外，几乎没有重要的作品问世。
贝多芬的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