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学本科读的是中文系，但是当时的系主任王静芝先生每一年在新生入学的时候，都会耳提面命、谆谆训教：坚持让所有的同学都要习惯改口，称本系为“国文系”，而不是“中文系”。因为后一个称呼，是像称谓英文、日文、德文、法文一般地将自己国家所使用的语文客体化了。
然而，在静芝老师眼中天经地义的道理，几十年后的青年学子就显然迟疑得多，他们甚至会认为：不过就是语文学习，有那么不能客观之必要吗？
对于文化传承欲振乏力的忧虑和感慨，静芝老师是有先见之明的。在他亲授的大一“国学导读”的课，他罕见地说过一次课外闲话。话题，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一次特考，距离上课当时，不外几度春秋的光景。昔年外交人员特考的作文题目是：“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这个题目出自《论语·子路》，翻译成白话，意思说的是：“即使能够熟读《诗经》三百首，而若是授予他政务，却没有能力处理；派他出使外国，也不能单独做主应对，虽然读过的诗那么多，又有什么用呢？”静芝老师还苦笑着说：“要是放在今天来考，外交部门大概一个人也招不到。”
“专对”，一个日常上的罕用词；专，是“专征伐”的“专”。发动对于某一诸侯国的战争行动，原本是周天子的特权。然而，当周天子积弱，或者是某一诸侯拥有了可以和周天子相抗礼的国力、声望之时，天子会不得已地将征伐的权柄出让给这诸侯，故称“专征伐”——而“专对”，则是奉命出使他国的大夫，也必须在不得凡事请命的异国谈判环境限制之下，拥有独立判断、做出主张的能力。
特考命题如此，大约是希望一个有志于斡旋涉外事务知情人应该有能力发表其“专对”的主张。跟外人谈判，毕竟不是语言沟通顺利与否就能完事的。谈判者对于自身立场所应坚守的权益必须有极为深刻的理解，以及极为坚定的信念。静芝老师于是说了一个清代末年的外交故事。
甲午战争之后，清朝对东洋的开放，势有不得不加剧的迫切之感。每一次谈判都令那些科举出身的大老巨公们头痛不已，因为他们不知道“在国际上，我们应该拥有多少人格”？
当是时，对日开放苏州租借区的谈判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人要求在苏州开设商埠，这是不得已的事，问题在于开放什么地段让日本人经营——或者说盘踞。当时，日方的谈判代表叫珍田舍己，珍田衔命来苏，目的是要取苏州阊门以外的地区开埠。
阊门，早在春秋时代吴王阖闾时就已经建了。当时的阖闾城规模之大，即使在后世言之，也是极为壮观的一项工程。全城周长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又二尺，外廓六十八里六十步，内外共三城环环相套，城外的护城河就有五十到一百公尺深。城高两丈八尺，厚一丈七尺，呈“亞”字形，共有水陆城门八座，北面是齐门、平门，东面是匠门、娄门，南面是盘门、蛇门，西面是阊门、胥门。
日本人看上的阊门以外之地，是苏州精华地区，百姓商家世居于此，屋宇栉比鳞次；倘若要把这块地方出让给日方，光是搬迁，就要引发很深的民怨。在清廷大臣看来，宁可把苏州城南边盘门以外的地区划归日人为租借——毕竟当时的城南不那么“膏腴繁华”，割之不疼也。
此时江南的大吏首属两江总督刘坤一，可是他奉诏入京觐见，一直没有在任上，署理的张之洞正掌南洋大臣。得着巡抚赵舒翘的公文，咨请干员来苏与日人议约，张南皮可就伤脑筋了，他知道：江南尽管出文人、出学士，可就不出外交这个专业上的人才。左想右想之下，才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人来——黄公度，是个诗人。
黄公度，名遵宪，广东嘉应人，光绪二年中的举，科场资历仅止于此。但是此人文名大，而且有出任清廷驻日本、英国、美国使馆参赞的“涉外”经历。找上他，套句洋话来说：不外是把一个烫山芋扔出手，张南皮并没有认真以为阊门、盘门有什么需要计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