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话语权的相互结合——师德评价话语权的调整
话语权的调整涉及话语比例的不同分布。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师德评价的话语比例中，制度话语和数学话语的比例过大，而个人话语和哲学话语的比例却较小。个人话语的不足，使现实中有思想有灵魂的教师个体处于可有可无的状态。师德评价忽略了其评价对象的存在，被评价者没有相应的话语权，就不能称之为独立的个体，也就谈不上互动以及对其他评价因素的把握。哲学话语的不足，使师德评价的逻辑性受到质疑，进而也会影响其科学性。因此很有必要加大个人话语和哲学话语的比例，实现各种话语之间的相互结合。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比例的调整面临着较大的困难。要实现这种调整，必须考虑以下因素。
1.重新审视制度话语的霸权
制度话语与社会意识形态直接相关。长期以来，教育的性质一直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决定。“政治、经济制度决定教育”已经成为一条教育规律。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自己的方向，一切都向社会意识形态看齐。教育的工具性气息浓重，社会本位论占据上风。在这种情况下，师德评价处于弱势地位，也在向社会意识形态看齐，师德崇高与否，也是以社会价值为取向，个人价值难以得到体现。有时候师德的崇高甚至以病态的方式得以体现。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宣传某些教师身处逆境，身心遭受极大磨难仍坚持教育教学岗位的范例。这些教师固然值得尊敬，但这些范例却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师德评价的社会意识形态取向：只能以社会利益为重，如果稍有考虑自身的利益，便不是模范教师[1]。此外，我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至今仍根深蒂固，教育行政部门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当然代表，并从部门利益出发对师德做出规定，教师个人的利益自然也被忽视了。虽然在理论上，师德评价中的个人话语权已经被意识到，但在实际中仍不断处于失语状态。要扩大师德评价中个人话语权的比例，需要教师主体地位的确立和专业地位的提升，然而我国当前教师专业化的程度还不足，所要走的道路还很漫长。
2.重新审视数学话语的霸权
数学话语取得霸权地位，与评价理论进入师德评价领域的进程有关。从我国教育评价发展的大背景来看，古代的教育评价以定性评价为主，古代教育家所拥有的丰富的哲学思想为定性评价提供了坚实的根基。然而，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测量运动兴起之后，传统教育评价逐渐失去其方向。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加快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大量引进许多西方的评价理论。作为外来文化，这些理论虽然很重要，但是若不把其放在参考借鉴以建立自身的评价理论的方向上，就会产生其话语霸权，遏制我国本土评价理论的发展和建设。[2]经过不断发展，当前西方的评价理论也注重在实证的基础上引进定性方法，但注重定量研究仍是其思想的精髓。不从整体上重新树立评价理论的中国化，师德评价摆脱数学话语仍是困难重重。
（二）类泛化——师德评价内容与教师评价内容的关系
师德评价是教师评价的子系统，师德评价内容与教师评价的其他内容之间彼此相互影响。因此，在进行师德评价时往往不能单纯脱离教师评价这个大背景，即不能就师德评价看师德评价。从这个角度说，师德评价内容呈现一种类泛化的状态，它与业务水平评价及身心素质评价有密切的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