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论辩的目的有六种：(一)明是非，(二)审治乱，(三)明同异之处，(四)察名实之理，(五)处利害，(六)决嫌疑(见《小取》篇)。荀子所说只有(一)、(二)两种，故把学问知识的范围更狭小了。因此，我们可说荀子这一种学说为“狭义的功用主义”，以别于墨家的应用主义(墨子亦有甚狭处，说见第六篇)。
这种主义到韩非时，更激烈了，更褊狭了。韩非说：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是以乱世之听言也，以难知为察，以博文为辩。其观行也，以离群为贤，以犯上为抗。……是以儒服带剑者众，而耕战之士寡；坚白无厚之辞章，而宪令之法息。(《问辩》篇)
这种学说，把“功用”两字解作富国强兵立刻见效的功用。因此，一切“坚白无厚之辞”(此亦指当时的科学家。《墨辩》屡言“无厚”，见《经说上》，惠施也有“无厚不可积也”之语)，同一切“上智之论，微妙之言”，都是没有用的，都是该禁止的(参看上章论韩非一段)。后来秦始皇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便是这种狭义的功用主义的自然结果。其实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科学与哲学虽然都是应用的，但科学家与哲学家却须要能够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才能够从根本上着力，打下高深学问的基础，预备将来更大更广的应用。若哲学界有了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正用不着焚书坑儒的摧残手段了。所以我说古代哲学中绝的第二个真原因，便是荀子、韩非一派的狭义的功用主义。
第三，专制的一尊主义 上文说怀疑主义之后，中国哲学界生出两条挽救的方法：一条是把“功用”定是非，上文已说过了；还有一条是专制的一尊主义。怀疑派的人说道：
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其未生之时。以其至小，求穷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乱而不能自得也。(《庄子·秋水》篇)
这是智识上的悲观主义。当时的哲学家听了这种议论，觉得很有道理。如荀子也说：
凡〔可〕以知，人之性也。可知，物之理也。 以可以知之性，求可知之理，而无所疑止之(疑，定也。说详第九篇第一章。参看第十一篇第三章引此段下之校语)，则没世穷年不能遍也。其所以贯理焉，虽亿万已，不足以浃万物之变，与愚者若一。学老身长子而与愚者若一，犹不知错，夫是之谓妄人。
这种议论同庄子的怀疑主义有何分别？但荀子又转一句，说道：
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
这九个字便是古学灭亡的死刑宣言书！学问无止境，如今说学问的目的在于寻一个止境：从此以后还有学术思想发展的希望吗？荀子接着说道：
恶乎止之？曰：至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王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法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荀子用案字，或作乃解，或作而解。古音案、而、乃等字，皆在泥纽，故相通)以圣王之制为法。(《解蔽》篇)
这便是我所说的“专制的一尊主义”。在荀子的心里，这不过是挽救怀疑态度的一个方法，不料这种主张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荀子的正名主义全是这种专制手段。后来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和他的“私淑弟子”董仲舒(董仲舒作书美荀卿，见刘向《荀卿书序》)，都是实行这种师训的人。《韩非子·问辩》篇说：
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
